“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此联含义，颇有与张氏境遇偶合的地方。他确实在这里住了三年，潜心读书，大有进境，自然就大澈大悟了。
阳明洞距修文县城三华里，是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乃贵州名胜古迹之一。张学良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心境渐趋平静，似知获释无望，就埋头来读书，尤致力于明史的研究。那时，杨虎城被关在息烽的玄天洞，军统局为了加强对张、杨的监管，特调军事委员会特务第四团移驻息烽和修文。增加兵力，并先后以军统局人员担任此两县县长及保警大队长、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等职，全面配合，严密监管。二十九（一九四○）年冬，赵四小姐由香港辗转来到修文，与张和于凤至共患难。稍后于因患乳癌转往美国就医，于、赵换班竟成永别。他走时把三个副官和女佣王妈一同带走，只留下一名副官，照料张氏。赵四小姐文学情趣极深，她对张学良研究明史功课，深感兴趣，一天到晚为张整理札记，不露倦容，所谓“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氏的读书心境就开朗的多了。
三十（一九四一）年五月，张学良突患急性盲肠炎，病情严重。照单纯局原来规定，张如患病，外科找名医沈克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现在张患急病，刘乙光乃以特急电分向军统局及蒋先生报告请示，久未奉复，原因不明。刘乙光惟恐张病发生意外，不敢担当。他便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协助，把张送进贵阳医学院开刀割治，效果良好，张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逐渐康复，住院期间，只有吴鼎昌一个人来看过他。张出院前曾向刘乙光表示，希望出院后不回阳明洞，暂住贵阳，当经决定暂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经过军统局同意，并由驻在贵阳的军统局有关高级人员，经常与张周旋，加强监视。但是重庆方面，对张久留贵阳，总不放心。三十一（一九四二）年二月，又把他迁往开阳县刘育乡，住了两年多。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冬，又迁往桐梓县南门外的天门洞。如此不断迁移，张氏的精神更加颓丧，身体更加瘦弱，他曾无聊的养了七十多只鸡，不幸被瘟疫致死。也曾下厨做过菜，排遣烦闷，消磨时间。
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腾欢，张学良认为获释有望，心情为之一畅。三十五（一九四六）年一月，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曾和一些关心张的东北人士，发动援助张学良恢复自由的活动，并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予以协助，但无结果。是年二月，莫德惠获准去桐梓探视张学良。幽居八年的张氏，此时已头发斑白，闻知故人来访，心情至为兴奋。当他奔跃车前，热烈迎迓莫老时，已是泪流满面了。当晚张氏接读莫德惠带来的一些友好来函，情绪激动，一夜未能入眠。他在复周鲸文的信中，除了表示“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之外，只淡淡的写了下面几句话：
“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两星期，算是张氏离开溪口以来，八年中难得一见的故人。莫老来时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行。张和莫在一起，李寸步不离，所以二人只能闲谈家常及读史心得，绝口不谈政治。有一次散步时，莫曾悄悄问张，几时可以重获自由？张自己估计有两种时机他可以出来：一为对日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时，一为国民大会开会，全国各党派团结合作，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之日。
谁知他这两种估计都落了空。
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致电重庆军统局结束时期（按军统局结束，另成立保密局。）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起解。……”刘到重庆与张商妥后，仍回桐梓把张学良送来重庆，住在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对外绝对保密。并对张氏诡称，委员长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因为等待飞机，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十一月二日，专机在重庆郊区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临行之前，刘乙光告诉张严佛，跟在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特务们混的很熟，妨碍看管，不能让他再跟到台湾去，乃即设词把他留下，张身边除了赵四小姐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等到专机飞抵台北，张学良才察觉苗头不对，当晚他在阳明山住了一宿，次日即被送往新竹竹东镇井上温泉，继续“管束”。
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元旦，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定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实施宪政。同时也颁布了“大赦令”。东北旧人莫德惠、万福麟、周鲸文等又燃起希望之火，群集上海计议之后，就向中央请愿，认为张学良“管束”已届十年，请求准予恢复他的自由，结果还是白忙一场，大赦令竟然未曾适用于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