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他回去，何以蒋委员长不电召，而说“宜自动回国？”
三、杨与于右任、邵力子、孙蔚如等多次函电往返，何以他们来电不提回国的事？
如此看来，事有蹊跷。所以他们主张再到巴黎跟一些朋友商量一下，再定行止。他们到巴黎商量的结果，多数人都认为杨应在海外多住些时间，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定去留。如立即回国，恐怕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多次交谈，杨虎城仍然坚决主张立即动身。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国内同胞。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委员长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于是一方面订购船票，一方面电促留在美国的夫人、儿子和参谋等由美来英，共同东渡。十月二十二日他给宋子文发了一封较长的电，叙述他五个月来在欧美各国观光考察以及抗日宣传的情况，对宋的关怀帮助表示深切感谢，并说明他的行期。次日，他致电蒋先生，报告他的行程，同时也给于右任、孙蔚如去了同样的电报。
杨虎城出国前晋见蒋先生辞行请训，蒋嘱他到国外多考察，少说话。可是他在国外期间，接触的层面太广，讲的话也很多，有些是当局认为不该参加的场合他参加了，不该讲的话他也讲了，当然引起有关方面的不满。尤其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先生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更是大犯忌讳，引人憎恶。何应钦曾对杨的驻京代表李志刚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下，发言悖谬，物议甚多。”因此他在美、英、法、德各国，访问我们的驻在国大使时，王正廷、郭泰祺、顾维钧、程天放等，虽曾虚与周旋，设宴款待，大使本人都未出面，只派参事参赞之流，代表应付，那就表示“保持距离，以策安全。”驻在各地的情报人员，自然都把杨的一言一行，随时向国内报告。而且在巴黎时，有人给杨介绍了一位留学法国的张姓青年，担任翻译，这位张君从此就紧迫钉人，无论会客吃饭或任何活动，他寸步不离，杨回国时张也跟着回来，后来发觉他就是军统局所派的工作人员，杨虎城漫不加察，仍然我行我素，不知检点。而且此时国内虽然全面团结，共同抗战，可是政治情势，仍然相当复杂。有关方面对于杨虎城这样的人，怎能不加意防制，于是他一入国门，就被关起来了。
杨虎城于十月二十九日，由法国马赛搭乘法国轮船，东渡返国，跟他同行的除了他的妻子随员以外，还有十多个他资送出国的中国留法学生。他们经过哥伦坡、新加坡、西贡等地，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到达香港，船靠码头，即有一位便装人士，自称是军委会的少将参议梁某，奉派来接，从此即紧跟杨氏，永远不离。
杨虎城回抵香港时，他的旧部王惟之、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王炳南（此人系中共份子，原为杨的秘书，杨出国时，把他介绍给宋子文，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等，都远道来迎。宋子文也应杨虎城之邀来港相晤，他二人同寓半岛酒店，曾作长夜深谈。杨的随员及旧属，此时已发觉有好几个不相干的人，常常出现，他们深为怀疑，劝杨在香港多住几天，看看风色。杨说：“蒋先生已有电来，叫我到南昌见面，并派戴笠来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去冬我和张汉卿发动事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现在抗战爆发已快半年了，我既然回来，岂能久住香港。我回来的心地是极坦白的，为了参加抗战，别无其它。”于是他决定独身离港回国，并给蒋先生和戴笠打了覆电。另托王惟之把他的妻儿送回陜西，沿途多加照料。
杨虎城于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许，带同随员王根僧由九龙机场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即到六国饭店休息。王根僧就按约定的地址去找戴笠，得知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即往武昌。杨于午夜十二时许乘粤汉路火车北行，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半到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被安顿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上招待的很周到，实际则秘密监视的人更多，杨过江去访于右任时也有人盯梢。人或把此情告诉杨，杨却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言下不以为然。
次（二）日中午，两湖监察使高一涵请客，于右任为首席，杨虎城亦在座，尚未举箸，戴笠亲自来见杨，说是委员长在南昌召见，请他立刻成行。于对戴说吃完饭再走，未获同意。杨即与戴同到汉口空军航空站，同乘一架可容三人的小飞机飞赴南昌。二时许到达后，寓二纬路一号戴的办公处，杨和随员王根僧住楼上，戴住楼下。四围都有宪兵布置岗哨，严密警卫。从这日起，戴常陪杨聊天吃饭，伙食特别好，并相偕到城郊四处观光揽胜。九日，敌机轰炸南昌。十日，又发警报。戴笠来对杨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迁到乡下住，但不准杨的随员王根僧跟去，从此杨虎城的下落就不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