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奉准辞卸本兼各职后，于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离西安飞抵上海，住在西爱咸思路宋子文的公馆，待命出国。六月十六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他旋赴庐山晋谒蒋先生辞行请训。六月二十九日，他由上海登轮起程，同行的有他的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及秘书、参谋、译员等共六人。他们一行于七月一、二日先后经过日本的神户和横滨两港口停泊，并未登岸。因为他是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路过日本及以后所到欧美各处，颇受注目。新闻记者对他尤不放松，访问频繁。他对登轮来访的日本记者二十多人，虽未接见，但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则由秘书亢心栽代答如下：
一、中国政局，自西安事变以来，日趋统一和稳定，处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均已觉醒。现在各党派为了共御外侮，都服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齐心协力，终止内战，发展国民经济，以期巩固国本。
二、日本以往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使中日两国人民，同受其苦。中日问题解决不难，只要日本政府放弃侵略政策，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两国邦交，当可逐步改善。
三、你们说我主张联俄，其实凡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任何国家，中国人民都愿与之合作。联俄本为孙中山所倡导并实行的“三大政策”之一，主张联俄的人，绝非共产党一个党派。
四﹑西安事变，乃日本政府数十年来对华实行侵略政策之后果。溯自“九一八”以来，我国人民目见国土沦丧，人民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益见高涨。西安事变，正是反映了人民共御外侮、保护国土的正义要求。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但没有违反中央政府的统一大计，而且促成了全国各党派的大团结。
五、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我所谓抗日，是反对贵国实行侵华的极少数人，对日本广大人民，我向来主张友好相处。昔年我到贵国考察，曾结识一些朋友，觉得中日两国人民并无恶感。贵国人民也是不赞成少数人的侵华政策的。
六、我奉派赴欧美考察军事，不来贵国，这是因为十年前我曾到过这里。但是将来中日邦交一旦改变，我仍打算作二次访问。我对贵国人民感情很好，愿通过你们的报纸，对贵国人民致意。
杨虎城一行于七月二日傍晚，离开横滨。舟行太平洋上，七月八日夜间，从广播中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急电宋子文请询详情。十日和十一日，连接宋子文两电：一则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再则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立即致电宋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十四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这天他在旧金山对来访的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十六日，杨虎城致电蒋先生，请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并分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表明决心，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又电他的旧友旧部邓宝珊、孙蔚如、冯钦哉，希望他们请求中央，率部北上抗日。他在旧金山停留期间，除了到各处参观访问以外，并应中外记者的采访，回答有关问题，大体上不出在日本答复记者的范围。七月二十日，接到宋子文覆电，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待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又奉蒋先生电，嘱他继续考察。杨虎城连接此电，知目前回国已不可能，乃决定将妻儿随员等四人暂时留美，只带秘书一人离美赴欧。二十八日，他由旧金山经芝加哥飞抵华盛顿，停留一日夜。三十日乘火车到纽约，停留五日。八月四日乘法国轮船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九日到伦敦附近的港口，曾当过他的秘书被他保送赴英留学的米暂沉、周梵伯，到港迎接他赴伦敦。十一日离英赴巴黎，停留较久。二十八日离法赴德，此后即在德、奥、瑞士、西班牙、捷克、卢森堡等国，来往打转。九月十七日再回巴黎，他在巴黎前后住了四十多天，接触面相当广，除了赴各地参观外，与中外各阶层各方面都碰过面，开会讲演，颇为频繁。九月二十八日，又由巴黎到伦敦。此时国内抗日战争，业已全面展开，南北各战场打的非常激烈，杨虎城更急于回国。十月二日，他接到宋子文来电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他接电非常振奋，即准备离英回国。经与随从旧属及友好研商以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