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毛人凤是同乡，由于戴的引介，他于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加入军统局前身的复兴社特务处。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好在西安省会警察局担任第三科科长。三十（一九四一）年春天，他奉派到息烽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局息烽办事处主任，一直干到三十五（一九四六）年。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和杨虎城见面。时日一久，见面越多，彼此也就越熟。周常到杨的住处，陪杨聊天、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因而建立了深厚感情。杨曾对他的朋友说，他对军统特务非常讨厌，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正因如此，徐远举便让周去劝杨转移。周为了达成任务，乃昧着良心对杨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信任，二则周亦言之成理，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同去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和其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两位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事。到了这年秋天以后，大陆局势越来越紧张，西南地区已动荡不安。中央政府一面作最后的努力，一面也作大播迁的安排。代总统李宗仁无力主持，蒋先生乃往来于台北、广州、重庆、成都之间，由幕后到幕前，席不暇暖，奋力施为。当时保密局的急切任务，则是对羁押中的人犯，尤其是对杨虎城的处置。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此在重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进行，徐远举和周养浩都出席。会中有人主张把杨虎城在贵阳就地处决，较为方便，徐远举则极力反对，他认为如此处置，难免会露出风声，发生问题，还是把他们弄回重庆，再行干掉，比较妥当。毛人凤觉得徐远举言之有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几经商酌，仍派周养浩前赴贵阳，执行接押杨虎城来重庆的工作。
关于处决杨虎城的地点，会议决定在重庆郊区歌乐山下面的原“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这个“戴公祠”四周有松林围绕，非常僻静，原是抗战期间中美双方情报机构合办的“中美合作所”的一栋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先生修建的别墅。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戴笠也于民国三十五（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军统局便把它定名为“戴公祠”，里面设了灵牌，作为纪念戴笠的祠堂。
计议既定，周养浩便赴贵阳，执行接押杨虎城的任务。毛人凤为了慎重，又召集徐远举和白公馆（按系羁押人犯之所的代名）的看守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由周养浩兼任）行动组组长熊祥等六人，开了一次极秘密的会议，讨论一些具体的行动、步骤及工作分配。并决定把杨虎城等用匕首刺杀，以免发出声音，引起惊动。在会议上这六个人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毛人凤还在会上宣布，任务完成后，上级将会论功行赏。
周养浩于九月一日到了贵阳，见到杨虎城。当时杨很警愓地带周到他的房内问究竟．周佯称蒋总裁在重庆可能要召见他，把他送去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但要求周养浩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于是，周养浩在贵阳住了几天，每天都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找朋友，令杨心情开朗。
九月六日，杨虎城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于是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刻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什么时候他们的汽车就会到达重庆，好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就这样，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保密局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上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其妻徐丽芳、儿子振中，杨虎城妻子谢葆真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