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必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倒下来后不久后，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已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宋绮云夫妇及两个小孩都先后下了车，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养浩极力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周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上边报告，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重庆沦陷时也都被杀，未能幸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局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小孩也呱的惨叫了一声，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也是在囚禁中生的）不到十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使人辨认，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杨虎城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执行此一任务的六个人，除杨进兴外，其余五人后来都被专机送往台湾。而策划此一行动的主要份子徐远举和周养浩，却因尚有未完成的任务继续进行，未能及时离开。直到是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易手的当天，他们二人才同机飞往成都，次日转飞昆明，被临阵变节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成为中共的俘虏，在北平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徐远举于民国六十二（一九七三）年病故，稍后周养浩也被释放离开大陆。本文所引述杨虎城最后被杀的经过，大部份就是周养浩在海外发表专文所说的。
重庆沦陷后，中共从未及撤离的保密局人员口中，得知杨虎城被杀及埋尸的真相，就把杨的尸体掘出，运回陜西。三十九（一九五○）年二月，安葬于西安以南的韦曲少陵原，同时在西安举行颇为隆重的追悼大会。以后又给杨虎城绘制了一张很大的相片，挂在西安市中心的鼓楼上面，今犹存在。
关于杨虎城之死，有人曾有一种绝不正确的恶意传说：蒋先生每次失势下野，就要杀人以泄愤消气。如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下野时，枪毙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二十（一九三一）年第二次下野时枪毙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杨虎城难免一死，其事正同。这一说法，完全无稽，我必须在此严词澄清。世人都知，蒋先生一生宽大为怀，对于敌人及政敌、叛徒，均予优容，且多释仇修好，畀以重任，乃能化阻力为助力，成其伟业。其例甚多，不必枚举。王天培和邓演达，皆有其取死之道，经过法律程序，明正典刑，实不容有所歪曲。至于对杨虎城的处置，当时蒋先生正对国家大计萦心焦虑，那有工夫管这种不急之务。依我看，这可能是毛人凤会错了意，急于表功，故而任性径行，演出此一幕惨剧。观诸他们在开会密议时，一再强调这个如何，那个如何，显见其效愚忠而采暴行的不正常心态，殊可鄙也。
杨虎城从民国初年在陜西黄龙山扎营倡义时起，一直站在国民革命的阵营，矢志效忠，比诸那些见风转舵、朝三暮四的人，诚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他在西安事变中，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果他罪无可逭，就应该依法审判，明正典刑。当局不此之图，却把他这样一个未被判罪免官的陆军二级上将，不明不白的幽囚十二年之后，暗中处死，罪及妻孥部曲，殊可慨叹！“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观诸杨虎城之死，一般有志用世者立身行事，可不警惕慎重耶！
国民政府特赦及复权之后，并未免官的陆军一级上将张学良，幽居五十余年之久，今尚健在，较诸杨虎城幸运多矣。但愿天佑中华，早日“以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天佑少帅，更享高龄，能够目睹收京，踏上大陆国土，徜徉于白山黑水之间，一观故乡风物，稍纾其国难家仇之恨。
西安事变使中共绝处逢生，窃据大陆，我们视为罪魁祸首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却称之为“英雄”、“烈士”。对照以观，是非安在，千秋而后，有定论乎？滋可慨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