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肇建以后，我们本来有三次大有为的建设良机：第一次是辛亥开国，第二次是北伐完成，第三次是抗战胜利。可惜当时主持国政及相关各方的有力人物，缺乏雄图大度，未能高瞻远瞩。在上者极谋彻底统一，采取剧烈手段。有关的其它各方，为了保权固位，不惜顽强抗拒。于是干戈相寻，兵连祸结，给中共一个绝好的坐大机会。而就果溯因，则以孙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实为最初也是根本厉阶。
民国初年袁世凯阴谋称帝，继而北洋军阀扰攘乱政，国无宁日，民不堪命。孙中山先生为了贯彻他革命救国的宏愿，借力使力，联彼制此，到处奔走，迄无所成。适苏俄革命成功，对中国伸出伪善的友谊之手。中山先生漫未深察，干纲独断，采取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冀团结外力以自强，及身完成其革命救国的大业。他的这一举措，实产生了如下的两大恶果：
其一是“以俄为师”，吸收了俄共组织及权力运作的型态。国民党本来是民主政党，却改组为集权制的革命民主政党。从此以党治国，以党领政，以党统军。民国二十二、三（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之间，又鉴于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复兴之速，无形中又吸取了法西斯独裁专制的若干作风。这样“一党专政”、“党外无党”，毫无疑问的乖离了民主宪政常规，延迟了推动民主宪政的脚步，到现在仍在不断追求之中。
其二是中共于民国十（一九二一）年组党之始，原只几十个无拳无勇的智识份子，对马克思共产主义作学术性的鼓吹与研究，初无实际可用的凭借。迨国民党实施容共，中共党徒乃得乘机渗透，在俄共扶植、国民党卵翼之下，蓄势借力，篡党夺权，快速的发展起来。以后国民党虽然清党剿共，举全国之力，围攻多年，未收全功。而因中原大战使中共伺隙坐大，西安事变使中共绝处逢生，对日抗战使中共大力扩展。洵致抗战胜利以后，其势已盛，政府戡乱无力，大陆乃告沉沦了。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纪录，它把前人的经历得失，传述下来，让后人作为鉴戒，寻求成功，避免失误，持续不断的为人类文明演进而努力。其事离现代越近，所发生的作用也越大。就民国史来说，由十三（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为止的十余年，可以说是居于中华民国盛衰成败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全部历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我缕述往事，检讨得失，实不禁其感慨沉痛之情。但放眼未来，仍不自觉的存有无穷希望。
我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励精图治，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坚强努力，已经成功的建设为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民生康乐的国家，由开发中国家渐跻于已开发国家之林，而为举世所称重。在此期间，中共以“反右”、“文革”等暴政，残民以逞，竭泽而渔，肆力建设，有其不容抹煞的一些成就，博得仅次于美、俄两大超级强国，世所侧目的假象。方今两岸对峙，各有所图。我们由“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的政策号召，虽因时势演变而有所不同，但重光神州的伟大目标，决不动摇或改变。中共则于反复动荡之际，妄以“三通四流”、“一国两制”作统战、统一的叫嚣。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深望中共放弃其“四个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归向中华民国，认同三民主义，使两岸复合，早趋统一，则合十余亿优秀同胞的共同努力，定可使中华文化，永久大放光芒于世界。（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