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有人根据“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句话认为李斯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这是一种误解。

好在太史公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李斯传”中又提到了此事，我们不妨录之以供读者比较。司马迁在李斯传中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文中最重要的词语是“蠲除去之”。

何为“蠲除”?《辞海》：“蠲除，免除。”所引例句为《史记·太史公自序》“蠲除肉刑”。

将“蠲除”与上文“去之”合起来解释是“免除去之”，是个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李斯当然不是肯定那些诗书百家语，但也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这句话明显地透示出“去”诗书百家语，只为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愚天下。

联系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我们不难看出，李斯插过来的这一杠子，只不过是使秦始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使之皆遭火焚之灾。所以，到了汉代，才能“存亡继绝”，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就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坑杀儒生”了。

《史记》中并无“坑儒”字样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

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突然发现“丞相车骑甚众”——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丞相是朋友，为了友谊，他把皇帝对丞相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事为始皇所知，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

当时，有两个方士，一个名叫侯生，一个名卢生，他们两个聚在一起议论说：“始皇帝这个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自以为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古往今来，概莫能过之，所以就专门任用狱吏，使狱吏受到重用，而掌通古今的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之多，但也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丞相与文武大臣都墨守成规，皇上又非常愿意用刑罚来施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尽忠。秦国虽然有三百多位占星家，但这些人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畏忌阿谀，不敢直言皇上之过，事无大小，全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决，皇上本人也恃才傲物，贪于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帮他求来仙药呢?”

两个人越说越觉得没劲，想也没想就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使得同类遭了殃。

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一听十分生气，他怒不可遏地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把矛头直指方术之士。

然后，嬴政亲自下令，命御史“案问诸生”——审问在咸阳的方术之士，“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个人都是些什么人?

从汉代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徐巿——即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市，如诽谤秦始皇的侯生、卢生也极有可能是方士，秦始皇干吗单拿儒生泄愤呢?退一万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这一点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那么，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其实，关于“公元前212年咸阳杀人案所杀的不是儒生，或不全是儒生”这个观点并非笔者的发明，而实在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专利”，因为《史记·儒林列传》叙及这段史实时用的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者，方术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