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方士呢?《辞海》上说：“方士，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近海地区。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来骗取统治者的信任。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巿；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能‘通神’的栾大；三国曹操时善于‘辟谷’的左慈等皆是。”

说秦始皇“坑儒”的人，还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太史公虽然没有点名所坑者是儒者，但却点明其为“生”，而“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

这也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司马迁《史记》索引中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的，最有名的是秦始皇时的“安期生”。

《辞源》：“安期生，秦琅琊人。卖药海上，号抱朴子。始皇与语三日夜，赐金璧，皆置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遣徐生、卢生入海求之。”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只焚了书，并没有坑儒，至少他在咸阳活埋的那四百六十多人中有三百多人是方术之士。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残暴，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

是他干的，他赖不掉，不是他干的，就应该还他一个清白。

从秦始皇我不由想到秦桧。

要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几个骂名远扬的人，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可能会异口同声地选出秦桧——因为他设计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而遭人唾弃，按照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坏的逻辑，无论是童稚未脱的娃娃，还是应当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成人，肯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秦太师他一定是一件好事也没做过。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秦桧一向被人认为是主和派、卖国贼，可有谁能够想到他也曾有过主战的光荣历史呢?不信请看历史。

《宋史·奸臣传》：“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索三镇。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诡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从这四点奏议中我们看不出一点汉奸或主和的影子。

接着秦桧又断然拒绝了朝廷派他前往金国充任割地使者的指令。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2月，金人扶立大汉奸张邦昌当了儿皇帝，秦桧力排众议，上书坚决反对。

他在上书中说：“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辩，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佞，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在这段大义凛然的诤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于故国、不因有杀身之祸而避之的爱国者形象。

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常常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以一种几近定式的道德尺度来评价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任何人都无权按照自己的好恶去“净化”历史。面对战乱频仍的世界，我们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面对赤地千里，我们当然希望五谷丰登，人人无衣食之虞；面对丑恶，我们当然希望永远是正义；面对疾病，我们当然希望从来就没有苦痛，可希望仅仅只能是希望，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正义与邪恶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