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日本人为了自高身份，自称是太伯之后，并没有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太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太伯一作“泰伯”，是西周时代吴国的始祖。他本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打算立幼子季历继承王位，又怕长子有什么想法，太伯就和二弟仲雍远走江南，到了江南后，太伯等人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成为当地的君长。

这个太伯是无论如何也与徐福搭不上关系的。

有关徐福到了日本的传闻起于唐、宋时代，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个时代官修的史书。

《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廓，联木为栅落，以草茨为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

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徐福与该国有关。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没有“日本国”的记载。

《宋史·外国传》：“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自后汉始朝贡。”

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徐福到过日本。

既然历朝历代的史书(正史)在提到日本时没有一处提及它与徐福有什么关系，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恐怕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徐福没去日本，他“出国”后到了哪里了呢?

正史上最后的记载是澶洲，这个澶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后来的澶渊附近的澶州，它的方位，《后汉书》上说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有人说，会稽即今天浙江绍兴，东冶县却在福建福州，二者远隔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否定《后汉书》的说法。

这种否定未免有些过于轻率。

原来，会稽一名，其所指之地有古今之别。

指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历史最短——这个会稽置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汉代的会稽是比县大的郡，其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省大部及福建省的全部。

汉代的史书只能按汉代人的地域观念来理解，所以，东冶在会稽郡乃是理所当然。

东冶临近海边，《后汉书·郑弘传》中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交趾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徐福一行是否到那里避秦，谁也说不定。

不管怎么说，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徐福到过日本的记载。说徐福到过日本，就像说杨玉环(贵妃)曾经避难东瀛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传说”而已。

顺便说一句，由于日本国远离中国，中间隔着万里重洋，到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些怀有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清复明”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汉族知识分子如朱舜水(朱之瑜)、陈天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曾经避难于日本，但这已经是公元17世纪以后的事了。与公元前3世纪时的徐福无关。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以今证古，用朱舜水等曾经东渡扶桑，来证明徐福一行到了日本，更不能怀有一种“阿Q”心理，面对着“领先一步”的现代化日本，硬要考证出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的开国之君，从而沾沾然、施施然、薰薰然，“阿Q”一次。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得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得到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成吉思汗还是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州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正事，自然也有拜侠客做干爹，给富翁当赘婿，抖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