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此举可谓煞费苦心。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要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力求给自己这部史书罩上一点“官修”的色彩呢?

这和汉代朝廷的修史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提三尺剑扫平群雄，在其心里是向不以读书人为意的。据史料记载，他曾把儒生的儒冠摘下来当尿壶，辅佐他打天下的几个有名的谋臣，如萧何、张良、陈平等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萧何是个小会计，陈平曾经被人怀疑与嫂子有染，张良习学的是黄石公之术。

直到山东大儒叔孙通裁定君臣之礼，太中大夫陆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之”的谏言之后，刘邦才意识到文人及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更是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后世所谓“封建大一统”的文化，在这种“舆论一律”的大氛围下，读书人最忌讳的就是“妄论朝政，私修国史”。

稍后于司马迁，有一个人名叫班固。提起班固，人们都很熟悉，他字孟坚，是陕西安陵人。曾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修成《汉书》，该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之后，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又一种新形式，自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就是这样一个可与司马迁相媲美的大史学家，就曾因为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而锒铛入狱，差点死于狱中。

司马迁那个时代，文网虽然不如后世之严密，但倘若他不“拉大旗作虎皮”，那么，他的史学创作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即使进行下去，杀青付梓之后恐怕也要被付之一炬。倘若读者诸君同意笔者的观点，那么，请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改变对司马迁的尊敬，因为他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在完成这部巨著之后曾有一段话叙及他当时的心境：“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读者可以细细体会。

“太史公书”这一叫法大约延续了近一千年。

长孙无忌一槌定音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我们知道，《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

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系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公元626年曾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他以皇亲及元勋的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定唐律。公元649年，受命辅立高宗。高宗即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奉命与法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成《唐律疏义》三十卷。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