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诸葛亮率众与张郃拒战于街亭之时，司马懿远在数千里以外的洛阳，除非那时候有一种“洲际导弹”，二人才能“战”上一场。

诸葛亮既然没有摆过“空城计”，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没有用“空城计”以退敌兵的人了呢?

从文聘到邓俞“空城计”所由何来

空城计在历史上倒并非子虚乌有。

《魏略》上记载，魏国大将文聘守石阳时，“孙权尝亲自将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载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十一月甲午日：

魏兵攻济南，济南大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郾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唐朝大将张守圭守瓜州时，吐蕃进犯，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圭曰：“创痍之余，讵天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圭纵兵击败之。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末明初，邓愈(初名友德，朱元璋手下大将)率军驻守徽州，苗军来攻，“城中守兵甚少。苗军奄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之，苗军疑不敢入”。

《明史·马其传》载马其在马莲堡迎敌，因堡垒突然倒塌，敌兵奄至，“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器呼达旦。其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其蹶然起乘城。……勒兵追击，大破之(贼)”。

明代使用“空城计”以退敌的还有张臣、王仪等人。据《明史》记载：

王仪为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张)臣。臣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

如果说上述所引诸人所使的“空城计”或与诸葛亮不同时，或同时而不同国的话，那么，我们倒也不妨举出一位与诸葛亮同时而又同国的人。

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

据《三国志·蜀·关张马黄赵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公军散，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其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大概是觉得把“空城计”的发明权交给赵子龙这员武将有些不太过瘾，所以，就来了个“移花接木”，把它归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小说家的创作采取虚构手法，这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我们若是真的把小说当成信史，认为诸葛亮摆过“空城计”吓走司马懿，那可就是咄咄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