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