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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某些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聚居的地区，你大概遇到过好些类似拉布丹先生的人物。本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在政府某个最重要的部里当处长：年纪四十来岁，单凭那色泽柔美的灰发就可以使女人为之倾心。这头发还使他那郁郁寡欢的面容显得比较温和。一双火辣辣的蓝眼睛。皮肤还不失为白皙，但灼热而分布着几点鲜红的斑点①。路易十五式的前额和鼻子，严肃的嘴唇，与其说是瘦削，不如说是消瘦了的修长身材，象是久病初愈。他的神情介乎漫步街头的人那种无精打采和事务繁忙的人那种若有所思之间。如果说，这样一幅画像可以使人对他先有一个概念，那么他的穿着就使这位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了。拉布丹先生经常穿一件蓝色长外衣，系一条白领带，背心是罗伯斯比尔式的，裤子是黑色不带绑脚的，足穿灰色丝袜，鞋子露在外面。每天早晨八点钟，他刮完脸，喝一杯咖啡提提神，然后就出门到部里去，象时钟一样准确，走的也永远是同一条路。其一丝不苟和拘泥刻板，真会使人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走向大使馆的英国人。从这些主要的特征中你可以想见其人：身为一家之长，既有家事纠纷之累，又有公务繁忙之扰，不过总还算达观，能随遇而安；他是一个爱国并为国效劳的正直人；当做好事而遇到障碍时，决不回避；他谨慎，因为他洞悉世情；他对妇女彬彬有礼，因为对她们一无所求。总之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对下级和蔼可亲，对同级敬而远之，对上级保持不可侮的尊严。本文写他的那个时期，你会注意到他带着那种已经把青年的幻想埋葬而变得胸无大志的人的冷漠神情；你会看到一个已经心灰意冷但还没有沦于颓丧的人，他还在坚持着当初的事业，但主要是为了有所用其才智，而不是对那靠不住的胜利还存什么希望。他什么勋章也不戴，而且为了曾在王朝复辟初期佩戴过百合花纹勋章②而自惭。
①巴尔扎克在其他作品中把这种皮肤特征说成是工作勤奋的标志。
②查理十世以百合花为王朝的象征。
这个人的一生有许多神秘之处：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母亲是一个奢侈成性的女人，总是乘着华丽的马车盛装赴宴。
在他记忆中，她美艳异常，但很少见面，也没给他留下什么东西。她施于他的是平庸而不完全的教育，结果使他志大才疏。他十六岁上，在母亲去世前几天，离开了拿破仑中学到政府部门去当见习公务员。某一位他从来没见过面的保护人立刻给他谋到了正式职位。拉布丹二十二岁当上了副处长，二十五岁当处长。从那时以来，在生活中支持这个青年的那只手就再也没有继续显示它的威力，除了唯一的一次，就是把这个穷孩子带到前定价专员勒普兰斯先生家。那是一位鳏夫，据说很有钱，还有一个独生女儿。格扎维埃·拉布丹发狂似地爱上了赛莱斯蒂娜·勒普兰斯小姐。那时她十七岁，名下有二十万法郎的嫁妆。这位小姐在她艺术家母亲的精心培养下，继承了母亲的全部才华。她本来是可以吸引更加显贵的男人的。她修长，美貌，天资过人，能说好几国语言，还学过一点科学。最后这个长处对女人说来是危险的，使她必须倍加小心以免流于学究气。盲目的母爱使女儿产生了错觉，使她对自己的前途抱有虚妄的向往：只有一位公爵、一位大使，要么是法兰西的元帅，或是部长，才能使赛莱斯蒂娜得到配得上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女孩子的举止也确实有大家风范。
她的服饰的精致豪华也超过了待嫁女子所应有的程度。——因为这样一来，她的丈夫除了幸福之外就没法给她添任何东西了。母亲是在女儿婚后一年去世的，她把女儿娇惯得使任何人要做她的恋人都难以自处。需要多少涵养功夫才能驾驭这样一个女人！一般市民都望而却步了。格扎维埃当时是个孤儿，除了处长的地位外，一无所有。他通过勒普兰斯先生向赛莱斯蒂娜求婚，她很长时间没有应允。对求婚者本人，勒普兰斯小姐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年轻、钟情、又漂亮；但是她不愿被称作拉布丹夫人。父亲告诉女儿，拉布丹是当大臣的材料，赛莱斯蒂娜回答说，姓拉布丹的人在波旁王朝里永远不会飞黄腾达，等等等等。父亲被逼无奈，冒冒失失地向女儿声称，这位未来的夫婿不到入阁年龄就会成为拉布丹·德·××①，这格扎维埃不久就会成为他供职的那个部的稽查长和秘书长，这位年轻人通过这两个阶梯就能厕身于政府的高级阶层，同时，又将有某一份遗嘱使他继承一笔遗产和显赫的姓氏，从而富贵双全。于是，婚姻结成了。
①法国人姓氏后加德·××表示出身贵族。拉布丹的姓无此字样。
拉布丹夫妇相信了老定价专员所暗示的那冥冥之中的力量。他们一方面让希望冲昏了头脑，再加上新婚燕尔的漫不经心，五年之内就挥霍掉了十万法郎。赛莱斯蒂娜正是由于怕她丈夫得不到晋升，就把她陪嫁剩下的十万法郎投到了地产上去，而这笔投资又收益甚微；但是他们相信将来从勒普兰斯先生那里继承的遗产总会带来舒适宽裕的生活，足以补偿现在这样节衣缩食。那位前定价专员看到他的女婿已经为他的保护人所遗弃，出自爱女之心，想要弥补这一秘密的失败，就把他的一部分财产拿去做一桩很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但是这可怜人碰上了纽沁根公司几次倒闭中的一次①，大受打击，最后郁郁以终，只留下十几幅优美的油画装饰他女儿的客厅。还有一些古老的家具，被她放进了仓库。
①纽沁根是巴尔扎克创造的金融巨子的典型，曾三次采取假倒闭的手段来坑害同他有银钱来往的主顾。
拉布丹夫人白白等了八年之后，终于明白，她丈夫的那位保护人大概已不在人世，而那份遗嘱不是取消了就是遗失了。勒普兰斯去世前两年，有一个司长的位子出缺，让一个在一八二三年当上大臣的右派议员的亲戚，叫个什么德·拉比亚迪埃的占了去。事情到这个地步，就该挂冠而去了。但是拉布丹怎能甘心舍弃这八千法郎的年俸呢？现在他家里已经花惯了这笔钱，须知这相当于他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呢！此外，他再耐心等上几年，不是还有权享受退休金吗？这种境况对于一个当初那样心比天高而且是众所公认的大家闺秀来说，可真是一落千丈！拉布丹夫人是无愧于当年前程无量的勒普兰斯小姐的。她有着世所倾慕的明显的高贵素质。她博学多才，能同各种人用他的本国语言交谈。她确实有真才实学和独立的高超见解。她的谈吐以新奇多采而引人入胜。所有这些秉赋在一位王后或大使夫人身上是十分有用、十分相称的；而对需要踏踏实实治家的主妇来说，却毫无裨益。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总是需要有听众，喜欢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有时使人厌倦。为了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拉布丹夫人每星期都定出一天来招待客人，并且自己也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玩味她那自尊心已经尝惯了的享乐生涯。熟悉巴黎生活的人就会知道这种磨练给这女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她力不从心，真是心急如焚。不论你对金钱唱多少高调，要住在巴黎，就得拜倒在账单和数字的脚下，亲吻那金牛的蹄子。日子真难哪！年收入一万二千利勿尔，要负担这一家子的开销：夫妻俩、两个孩子、外加一个女仆、一个厨娘。全家住在迪福街二楼的一套公寓里，房租要一百路易！在计算一家的开销之前，先得扣除夫人的服饰、车马费，因为服饰是先于一切的；再看剩下多少给孩子作教育费（女儿七岁、儿子九岁，尽管享受全部奖学金，单是养育费就需两千法郎）。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拉布丹夫人一个月给她丈夫三十法郎都勉强。
巴黎几乎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的处境，除非他特别神通广大。这个自以为要大放异彩、不可一世的女人，如今却不得不把她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一场料想不到的、卑微的斗争中：每天量入为出，锱铢必较！她在父亲死后就把家里的男佣人辞退了，这已使她的自尊心大受损伤。多数女人在这种日常的斗争中往往弄得心力交瘁，尽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屈服于命运。赛莱斯蒂娜却不然，困难越大，她的雄心也越大。困难不能克服，她就想予以取消。在她心目中，这生活沉浮中的坎坷，就象高尔求斯的绳结①一样，是解不开的，只能靠一位天才大刀阔斧地砍开。她决不甘心过市民的那种小家子气的生活，急不可待地怪自己的锦绣前程为什么姗姗来迟，一味地埋怨命运欺骗了自己。赛莱斯蒂娜真心相信自己人才出众。也许她是对的。如果她有用武之地，也许能大有作为。也许她的确是不得其所。我们得承认：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成为不拘一格的人才的。而社会的法则和自然界的法则一样，总是嫩苗多于成材的树木，鱼苗多于长成的大鱼：有多少可以成器之才，多少阿塔纳兹·格朗松②这样的人，象种子落在岩石上一样，就此埋没枯死了。
①高尔求斯为古代传说中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国王。他将一辆马车献给神，把拴车的绳子打了极难解的结。根据神示，谁能解开绳结就能称王小亚细亚。许多人试过都失败。最后亚历山大王用一把斧子把它砍断。
②《人间喜剧》中的人物，青年有为，后失意自杀。见《老姑娘》。
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有家庭主妇、有供人消愁解闷的、有惯于奢侈豪华的、有贤妻、有良母、有情人、有纯精神的、有纯物质的，正如有艺术家、军人、手艺人、数学家、诗人、商人，有只懂得钱、或只懂农业、或只懂行政事务的人一样。而往往时运多乖，事与愿违：应召的总是多于当选的。天道如此，城市的法则也是如此。拉布丹夫人自认为才华足以照耀一位政治家的前程，温暖一位艺术家的心灵，做一位发明家的贤内助，协助他斗争，为他谋福利，献身于一位纽沁根式的人物的金融政策，或是做一个代表一笔显赫家业的风云人物。也许她愿以此来解释她为什么对洗衣房的账单、对每天核对厨房的账目、对这样节衣缩食地操持一个小家庭，简直厌恶到了极点。在她高兴使自己出类拔萃的地方，她是可以办到的。而如今，她自己感到处境就象圣者洛朗在烙刑架上①一样，真是如坐针毡。她能忍得住不叫出声来吗？于是在她郁郁不得志而心烦意乱的时候，在她的虚荣心受到损伤而痛苦万分的时候，她就发泄在格扎维埃·拉布丹身上。让妻子过体面的生活，难道不是丈夫的责任吗？假如她是一个男人，她一定会有能耐立即弄到一大笔财富，使她的爱妻生活得幸福！她怪他太老实，在某些女人的嘴里，这一责怪就等于骂他笨蛋。她为他设计出各种绝妙的规划，而对于可能遇到的障碍从来是略而不顾的。就象所有感情激动的女人一样，她在思想上变得比贡德维尔②还要足智多谋，比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还要诡计多端。于是，赛莱斯蒂娜的想象力无所不包，而自己则往往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想象之中。拉布丹对此已是司空见惯，当这些美丽的想象发泄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冷静对待。
①圣者洛朗，传说中的殉教者，于公元二五八年被处以烙刑。
②贡德维尔，《人间喜剧》中的政客典型。见《一桩神秘案件》。
赛莱斯蒂娜伤心之极，认为她的丈夫思想狭隘，胆小怕事，又不体谅人，于是对她的终身伴侣做出了最无理、最错误的判断。起初，她总是以自己的能言善辩驳得他哑口无言；后来，由于她的想法往往是一闪而过的，每当他开始作解释时，她就干脆不让他讲话，以免放过一个自己思想的火花。从新婚的日子开始，赛莱斯蒂娜意识到拉布丹对她的爱慕，就对他肆无忌惮。她顾不得什么相敬如宾，把一切夫妇之礼都踩在脚下，以爱情的名义要求原谅她的各种过失，而自己却从来不改正错误。所以她经常统治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妻子面前就象一个孩子在他的监护人面前一样。监护人总是不相信从小归他管的孩子能长大，就象当年斯塔尔夫人①在高朋满座的沙龙里对一位比她高明的先生叫道：“知道吗，您刚才说的话还挺深刻呢！”拉布丹夫人提起她丈夫来也常说：“他还有点头脑。”她这种把格扎维埃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往往不知不觉形之于色，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对他的不尊重。这样，她就害了她丈夫而不自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要对一个人下判断，总是先看看他妻子对他看法如何，这就是日内瓦人所谓的“初步意见”，当拉布丹意识到爱情促使他犯下的错误时，木已成舟。他只好逆来顺受。他是属于那种感情和理智势均力敌的人：既有美好的心灵，又有清楚的头脑。在精神的法庭上对他妻子作出判决时，他总是作她的辩护士，他引咎自责：由于自己的过错，使她没能如愿以偿地扮演她天生应该扮演的角色；她原是一匹纯英国种的千里良骥，却偏偏拴在一辆破车上，当然感到痛苦。她已经把对自己的看法，通过不断地重复传给了他。在家庭之中，思想是互相传染的。同许多大事一样，热月九日事件也是出自女人的影响②。拉布丹在赛莱斯蒂娜的野心推动下，早就想找出办法来满足她；但他一直瞒着她不说，免得使她痛苦。这个好人决心在政府部门里做出一项重大的突破，以便一鸣惊人。他想要引起一场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一派头头的那种革新运动，但是他又无力制造可以从中得利的那种混乱局面，只好让那些神思妙想在心中翻滚，梦想着用高尚的手段获得胜利。这种既野心勃勃又高尚为怀的想法，几乎所有公务员都有过，不过在公务员当中和在艺术家那里一样，流产远远超过产儿。这就应了布丰的警句：“忍耐即天才。”
①斯塔尔夫人（１７６６—１８１７），法国女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
②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国革命政府中的右翼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罗伯斯比尔等领袖，从而结束了雅各宾派的专政，称热月九日事件。此处“女人的影响”指塔利安夫人，绰号“热月圣母”，其夫冉·塔利安为热月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
拉布丹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就近研究法国的行政机构，观察它的运转制度，于是他就兴之所至地动起脑子来，——其实人类许多成就都是这么来的——终于发明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他深知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一直尊重那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候都一直运行着的机器。因为一提要改造它，大家都会害怕。但是拉布丹认为如果要予以精简，谁也不应该反对。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更加恰当地使用同样的力量。简单说来，他的计划就是改革税收制度，使得税收减少而国家收入不减，使目前引起激烈争论的同样的预算能收到双倍的效果。长期的实践证明，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简单的改革。节约即精简，精简即取消无用的机构，也就是调整。因此，他发明的体制在于减少等级，另立一套新的行政职务。大概一切革新者之所以招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改进而必须取消的部分，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威胁着一些人的存在，这不是通过改变条件就能解决的。
拉布丹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抑制住一切发明家所按捺不住的热情，每走一步都耐心地寻找一个齿轮，以免引起激烈震动，让时间和实践来证明每一步变革的优越性。如果在匆匆分析这一新体制的时候看不到他的这种想法，那么，这项革新的成果之大，会使人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根据他的信念——不论这信念多么不完善——点出他对整个政府机构看法的依据，不是无关宏旨的。再说，这件事同本故事的情节中心有关，大概能说明一些时弊之所在。
格扎维埃对公务员生涯的痛苦体会极深。他暗自琢磨公务员越来越受轻视的原因何在；他找来找去，找到根源就在于一七八九年进行的那些小小的、不完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那场革命风暴的余波，为写伟大社会运动的史家所忽视，然而却千真万确地是我们今天的习俗之由来。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简单称作首席官员。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例如各农场，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就象商业公司的雇员之于老板一样：学一门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专业。就这样，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并从圆心得到生命。因此也就有忠诚，有信任。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头头则在一个叫做什么“部”的权力机构里飘浮不定，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那立宪政府专门喜欢庸碌之辈，热中于证件、账目，总之是象小市民一样整天忙忙叨叨。各办公室看到那些大臣们经常同四百名小人物①以及十来名野心勃勃而居心不良的人物处于勾心斗角之中，都暗自庆幸，赶忙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于是用文牍来代替积极的行动，发明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力量，叫做报告。
①指国会议员。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报告是怎么回事：
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从那时起，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也学起国王来。他们一心要在两院和朝廷中为自己辩护，结果为书面报告所左右。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不论多紧急，大臣总是说：“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于是，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这报告就象议会中立法的报告一样，是一份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而大臣也和议会一样，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各种决断都是在一刹那间做出的。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判断力就越差。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做出的。政治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象法官和医生一样，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拉布丹认为：“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他看到在法国，报告统治着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局长到国王，从省长到大臣，从议会到法律，莫不如此。
从一八一八年以来，一切大声疾呼的争论、翻来覆去地衡量得失，都通过书面进行。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人们总是坐而论，却不起而行。当时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官僚体制就此统治一切！各种档案、卷宗、文牍不断地增加，膨胀，而且日益美化。没有这些公文，法国就要垮台；没有这些通函，法国就寸步难行。这官僚阶层利用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互不信任为自己谋利，他们不惜诽谤政府来维护行政官员的声誉。总之，官僚体制发明了一群小人国里的人，把法国拴在巴黎的中央集权的铁链上，好象从一五○○到一八○○年间法国还没有那三万公务员时，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他们象香菌寄生在梨树上一样，依附于公众事务，而又对公众事务全然漠不关心。
皇族或议会迫使大臣们分担预算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服从，而又必须保留他们的部下。于是他们就一方面减少薪金，一方面增加职位，以为政府雇用的人员越多，就越强大。事实上，宇宙的规律正好相反：活动的元素少的时候才能产生能量。因此，一八三○年七月左右的事态①就证实了复辟王朝的行政主义的错误。要使政府扎根于一个国家之中，就要懂得不是把人，而是把各种利益同它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公务员则因为政府既不尊重他们，又扣他们薪水，自然对政府持蔑视态度，就象妓女对待老嫖客的态度一样，是为了拿钱而给他干的。这种局面于政府和公务员双方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双方都能互相摸一摸脉搏，如果高官厚禄没有把小人物的声音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局面。
①指七月革命。
公务员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自保，领取薪金，最后获得退休金。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状况使公务员产生了阿谀奉承的作风。他们在部里勾心斗角。穷公务员们同没落贵族斗，而这批贵族又要资产阶级奉养他们，为他们的破落子弟争一席之地。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在这迂回曲折、荆棘丛生的夹道中行走的。他无法在这只有几个显赫人物作威作福的污泥浊水中卑躬屈膝，匍匐而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为了爬上高位也会未老先衰。他如果想当司长，不必仿效西克斯特五世①。这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出头之日。在法国，低效能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这官僚体制完全由一群鼠目寸光的人组成，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障碍。它可以把一份足以加速一个省的生产发展的兴修运河的计划，在卷宗里压上七年之久；它因循守旧，害怕一切新事物；它让一切营私舞弊之事永久存在下去，自己也赖以永存；它摆布一切，包括大臣本人；如果有一个有识之士胆敢摆脱它而自行其是，或是想要启发它，指出它的愚蠢，那就一定要受到压制。
①西克斯特五世，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年任教皇。被任命为教皇以前，他一直伪装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被任命以后，他掷杖而起，健步如飞。巴尔扎克多次援用此例，说明能人惟有藏锋蓄锐，才会被起用，这里是说在官僚机构中，能人早已未老先衰，不必再伪装了。
退休金的册子刚刚公布，拉布丹发现，处里一个小伙子登记领取的退休金比一个负伤累累的老上校还要优厚。官僚体制的全部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桩现代习俗所孕育的弊病，也是造成这种世风日下的原因之一：巴黎的政府机构是没有真正的下属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头头同最起码的抄写员之间完全平等：二者在这个舞台上都一样伟大，都是只有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才能扬眉吐气。因为在这里，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商人也好，都只不过是雇佣的公务员而已。这些公务员之间毫无相互尊重之意。根据那一视同仁地向大众散发的指令，一个看门人的儿子不是也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或是对他父亲为之看大门的财主发号施令吗？后来者可以与老人争短长。一个有钱的见习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糟蹋他的上级，同一个漂亮女人坐上双人马车到郊外去，路上用马鞭子指指这个步行着的可怜的当家人，向他的女朋友说道：“这就是我的上司。”自由派人士把这叫做“进步”，而拉布丹却看出这是政权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他不是看到了吗？在苏丹王的后宫里，太监、嫔妃和昏庸王公之间不断进行的那种阴谋角逐，其结果产生的是：心胸狭隘、暗中坑人、教廷式的专制，为了晋级加薪而施展的那种连大使们也要为之侧目的外交手腕，拴在纸车上的跳蚤般的上窜下跳，黑奴耍弄部长的恶作剧等等，不一而足。也有真正有用的人，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些寄生虫的牺牲品。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在这一大群昏聩无能者面前处处碰壁，最终为无耻的叛卖所整垮。由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从属于议会势力，而不再从属于王室，公务员们迟早会发现自己都是镶嵌在机器里的齿轮，问题只在于上了多少油而已。善良的人们早已相信自己命定如此。就这样，许多对祖国内伤的记忆都从心中抹掉，多少勇敢的人心灰意懒，最严于律己的人也会萎靡不振，因为那种种不平使他们困怠厌倦，那消磨意志的烦恼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罗特希尔德①兄弟手下的一个职员同全英国通信，一个政府公务员也可以独自同全国各省通信。但是前者可以了解到与公司财产有关的各种情况，而后者则是虚掷光阴，白白消磨掉生命与健康。国家的隐患由此产生。固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一个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对国家说来很不幸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对于它的存在谁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随着一切都在日益萎缩，长此以往，国家也就会逐步衰亡。可以到威尼斯、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罗马去看看，当年那些地方赫赫权势，盛极一时，而今却由于猥琐小人爬上了高位而败落下来。由于一切已经虚弱，一旦有事，就不堪一击。得志的蠢才受宠，而一个有才华的人倒下，人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倒霉的教育和风气所造成的结果。它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
①罗特希尔德，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金融家族，其祖先为犹太人。
自由派通过他们的报纸到处大声疾呼，声称公务员们的薪金就是经常性的盗窃国家财产。他们把预算的账簿勾画成吸血虫的形状，每年都质问，那十亿法郎的税收派了什么用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公务员们恢复名誉就是个难题了。但是在拉布丹看来，公务员和预算的关系就象赌徒同赌博的关系一样，凡是他得到的，最终都将还回去。一切优厚的待遇都是要求他付出代价的。每年才付给一个人一千法郎，而要求他把每一天都贡献出来，这不是同时在制造盗窃和悲惨的命运吗？养一个服劳役的囚犯差不多也要同样的钱，而他工作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国家每年付给某人一万二千法郎，而要求此人忠于国家，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跃跃欲试。
以上这些想法促使拉布丹想要重新调整人事。少雇一些人，招待遇提高一倍或两倍，取消退休金；象拿破仑、路易十四、黎塞留和希门尼斯①一样，起用年轻的公务员，但是把他们长期留下来，给他们保留高位和荣誉。这是他所进行的对国家和公务员本人都有利的改革的主要之点。他的计划从预算到各级行政的细节无所不包，很难一一详述以便加以分析。但是不论你对政府结构了解不了解，指出其改革的主要方面也就够了。虽然叙述一项近似“炉边政治”的计划，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危险的，但是为了要通过一个人的作品来刻画其人，还是有必要略加描述。如果把叙述他的所作所为这部分勾掉，只是强调这位处长如何能干，如何有魄力，你们是不会相信的。
①希门尼斯（１４３６—１５１７），西班牙红衣主教，曾为卡斯蒂利亚王国执政。
拉布丹把高级行政机构分成三个部。他想，如果从前能找到足以总管内政和外交的头头，那么法国今天也决不乏象马扎兰、苏杰①、苏利②、舒瓦瑟尔、柯尔柏③之流的人物来领导比目前更为庞大的部。再说，从组织上讲，三个大臣总比七个大臣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人选上弄错的机会也少一些。最后，这样也许可以使王国避免那经常不断的政府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使得任何既定的外交政策都无法贯彻执行，任何内政的改革也无法完成。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里有好几个民族联合在一个王朝之下，由它来协调他们的利益，领导他们的事务。那个国家只有两位政治家负责一切国事，也没有被压垮。难道法兰西在政治才干方面还不如德意志吗？号称“立宪机构”的那个无聊的玩意儿发展过分了，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安插许多大臣，以满足布尔乔亚各式各样的野心。首先，在拉布丹看来，海军部并入国防部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海军就象炮兵、骑兵、步兵和后勤一样，都是国防部的一个分支。既然海军上将和元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打击敌人、保护国民财产，那么，让他们各自拥有一个部，岂非违反情理？内政部应该把商业、警察和财政都统管起来，尽管它们可能以内政部的名义去骗人。司法、王室、以及原来属于内政部的一切有关文艺和赦免等事宜都应归入外交部。一切恩典应该直接来自国家元首。这个部的职责也包括主持内阁会议。
①苏杰（１０８１—１１５１），僧侣及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六世驻教廷的大使。路易七世率十字军亲征时为摄政王。主张王室集权，反对贵族分权。
②苏利（１５６０—１６４１），亨利四世所倚重的大臣，主管财政、经济、农业，颇多建树。
③柯尔柏（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曾在马扎兰手下任职，由马扎兰推荐给路易十四，任财政总监，属重商主义学派，进行过一些经济改革。
这三个中央机构，每个部门的公务员不得超过二百名，拉布丹完全按当年君主专制时期的办法把他们一一作了安置。平均每人每年一万二千法郎，算起来共需七百万法郎；而目前的预算中相应的部分却需要两千万。他把政府部门精减成三个部之后，其余全部行政机构就失去作用而可以取消了，同时也就精简了巴黎这些机构的极为庞大的开支。他阐明，一个市区只需十人管辖，一个省最多十二人，因此整个法国只需五千公务员，（司法机关和军队在外）而现在，单是中央各部的公务员就超过此数，根据目前的格局，法院书记负责财产抵押，而公共事务部负责财产登记。拉布丹把相类似的职责都并入一个部门，这样一来，财产的抵押、继承和登记都出不了这个圈子，为此，只需法院和皇家司法部各设三名见习员就够了。拉布丹运用这一原则进而改革财政。他把形形色色的税收都合成一种概念，就是只收消费税，不收财产税。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只有消费一项是可以收税的。地产税只能留待战时实行。只有在战时，国家才能向土地要求捐税，因为国家要保卫土地；但是在和平时期，不适当地增加土地的负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到了紧要关头就没法依靠它了。因此，和平时期应该发公债，因为这是按票面价格支付的，而不是象在国难时期那样要损失百分之五十；然后，在战时再征收土地税。
拉布丹常向他的朋友说：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的入侵①在法国创建了一种无论是约翰·罗②是拿破仑都没能建立的制度：信贷制度。
①指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欧洲反法联军两次打败拿破仑，攻入法国。
②约翰·罗（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苏格兰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
可惜的是，这个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理解的、令人钦佩的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格扎维埃在一八二○年就开始考虑了。
拉布丹主张通过直接税的方式征收消费税，取消一切附加的间接税。税收多少，由若干条款组成的专门册子决定。这样，他就取消了各城市之间的重重关税壁垒，精简了它们目前耗费巨大的税务机关，从而给各城市带来了大笔收入。减轻沉重的税务，并不是从财政上减少收入，而是更好地予以分配；减轻赋税，是为了增加商品交易量，使它起更大的作用。这样，个人支出减少，而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这一看来巨大的改革所依据的却是极为简单的运转方法。拉布丹把人头税和动产税看成是总消费的最忠实的体现。在法国，个人财产出色地表现在房租、仆人的数目、马匹以及同本人收入相适应的华丽车辆上。那些住宅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都大同小异，而且也不大会消失。他指出了编制动产税名册的办法，这种名册比现在的要符合真实情况。然后把国库收到的所谓间接税的总数按百分比分成个人份额。赋税就是打着貌似有理的晃子对实物或对人征收的钱，在必须强制勒索钱的时候，这些晃子是有效的；但是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担负着沉重赋税的阶级完全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征税，而且通过什么途径又把征去的钱还给它，那么这些晃子不是很可笑了吗？事实上，预算不是一个钱柜，而是一个洒水器：它抽上来又洒出去的水越多，国家就越繁荣。所以，假设有六百万的宽裕户（拉布丹证明这是存在的，包括富户在内），那么直截了当向他们征收酒税，并不比收门窗税更惹人讨厌，还可以得到一亿法郎的收入。这岂不是比把人折磨一通，再逼他拿出钱来好得多？经过这样调整税收，每个个人实际上付出的少了，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而且由于国家不再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消费者就可以享受物价降低的好处。拉布丹专门对葡萄园征收种植税，为的是保护它免受生产过剩之害。还有，对零售商的营业执照是按其居住区的人口比例征税的，这样，对贫穷的消费者也就收了税。通过酒税、种植税、营业执照税这三种形式，国库就可以既不付费用，又没有麻烦地得到大宗收入。而当时，这笔税收是落在国家和它的公务员身上的沉重负担，他们要分担许多烦恼。
这种税收制度打击了富人而没有折磨穷人。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对一定数额的盐抽一两个法郎的税，从而得到了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那么现代的盐税局就可以取消，老百姓就可以喘口气，农业也可以得到缓解，国家收入还照旧，而任何一方都不会抱怨。同工业或者商业多少有点关系的各阶层看到穷乡僻壤的生活有所改善，买卖越来越大，立刻会感受到这样分配税收的好处。最终，国家将会一年又一年地眼看着宽裕户日益增加。间接税务机关是开支极大的机构，是国中之国。取消了这一项，就节约下来的税务开支而言，国家有关各方都将受益非浅。烟草和香粉则在国家监督之下进行专卖。这两种专卖制度不是拉布丹创造的，而是在重申烟草法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什么人提出来的。这一制度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根本没有通过议会，没有象当时政府部门通常做的那样拿到议会去逼它表态。因此，这件事更多的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国家并不真正拥有什么财产，森林、矿产、土地都不是国家财产。在拉布丹看来，国有地产是和行政管理背道而驰的。国家既不会开发，又失去了一份税收，这是双重损失。至于国营工厂，也是同样的胡闹用到了工业上罢了。在国营工厂中，产品成本比通过商业购买的还要高，制作过程又慢。国家对工业的活动收不到税，于是就削减对它的供应。政府管理一个国家，难道是要亲自去生产而不是设法让别人生产？难道是要自己占有财产，而不是尽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业？
在拉布丹这个制度下，国家不收任何现金的保证，只接受以实物抵押作保证。理由如下：国家如果接受了保证金，要么就把这笔钱存起来，那么就妨碍了货币周转；要么用高于它所付的利息的利率放出去，那么就是可耻的牟取暴利；要么它赔掉了，那是愚蠢；而如果它有一天全部占有了保证金，那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在酝酿着一项惨重的破产。地产税倒也不完全取消，拉布丹还保留很微弱的比例，以便作为战时征税的出发点。不过，显然由于土地生产不受限制，工业就能得利于廉价的原料，从而增强同外国的竞争能力，而不需要那虚假的关税保护。各省政府可以由当地富豪义务管理，以在某种条件下获得贵族爵位作为报酬。法官、学者、低级官员都能看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体面的报酬。所有的公务员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因为他们贡献大，薪金高，每一个人都自己负责自己的前途，这样，法国肌体上就再也没有退休金这一毒瘤了。这样结算下来，拉布丹发现每年只支出七亿，而收入有十二亿。每年国库有了五亿的盈余，那比目前这种流弊已经很明显的收入微薄的折旧费要强多了。根据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不象过去，国家执意要拥有产业并制造商品。最后，为了将这一改革付诸实施而不致引起震动，并为了避免对公务员大砍大杀，拉布丹提出以二十年为期。
从他的职位被那无能之徒德·拉比亚迪埃占去的那天起，以上这些想法就在他脑中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看来庞大，实则简单的计划，要取消这么多的大参谋部和这么多同样无用的小职位，就要求不断的计算、精确的数字和明显的证据。
拉布丹对预算的两个方面——收入和支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为此花了多少个夜晚，他妻子还不知道。敢于设想这样一项计划，并敢于把它置于那行政机构的僵尸之上，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必须向一个能赏识它的大臣提出。因此，拉布丹的成功有赖于动荡的政局平静下来。他认为，只有在三百个议员有勇气形成稳定的多数时，政府才算是最后站稳脚跟。自从拉布丹完成这个计划以来，一个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政府成立了。在那个时期，波旁王朝带来的和平盛世的排场，已使人忘记当年法国作战的排场。那时的法兰西真是灿烂辉煌！由于是胜利者，它十分慷慨大方。西班牙战役之后，政府就感到需要休养生息了。新的朝代已成立了三个月，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因为左翼自由派和右派都以同样的热情迎来了查理十世。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上了当①。时机看来对拉布丹很有利。提出一项设想周到而成绩如此巨大的改革建议，对政府来说，不是一种长期统治的保证吗？
①查理十世即位之初颁布了大赦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敕令，受到自由派欢迎。但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反对共和的措施，暴露了其反动面目。
于是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思。早晨上班途中，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一路上都是心事重重。而拉布丹夫人这边，生活失意，再加上要为自己添妆而暗中劳神，真是烦恼到了极点。但是她爱她的丈夫，认为象有些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去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是有辱高贵女人的身分的。因此她拒绝同柯尔维尔夫人有任何交往。（那时柯尔维尔夫人正和弗朗索瓦·凯勒①过从甚密，家里举行的晚会极一时之盛，常使迪福大街倾街而至。）丈夫是由于专心致志地考虑政治问题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无暇他顾，她却把这看成是公务员让枯燥的公文压得麻木不仁，屈服于最可厌的苦差，庸庸碌碌，苟活下去。于是她自叹遇人不淑，丈夫竟这样没出息。
①弗朗索瓦·凯勒，巴尔扎克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是一位有权势的银行家，贵族院议员。
这时，她下决心一定要一手为她丈夫争来荣华富贵，不惜一切代价使他飞黄腾达，而又不让他看到她为此而玩弄的机关。
在妇女辈中，她鹤立鸡群，孤芳自赏，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同她们一般见识，也无视社会给她们造成的羁绊。她盛怒之下，发誓要对那群蠢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要时亲自出马。她自以为高瞻远瞩。当时，时机很有利，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已是不久人世了。如果拉布丹能继承他的位子，他的才能——她认为拉布丹行政才能还是有的——一定会得到赏识，过去曾许给他的稽查长的职位就可以到手了。她仿佛看到他成为钦差大臣，在议会中为一项法案辩护而慷慨陈辞；到那时候，她要做他的贤内助！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他的秘书，通宵达旦也甘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坐一辆漂亮的马车到布洛涅森林一游，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夫人并肩而行，把自己的沙龙也抬高到象柯尔维尔夫人的一样，使自己能应邀参加部长级的盛大隆重的宴会。为了征服听众，为了让人家称自己为“拉布丹·德·××夫人”（她还不知道封在哪里①），就象人们称呼菲尔米亚尼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德·哀格勒蒙夫人，德·卡里利阿诺夫人一样，总之，首先是为了去掉拉布丹夫人这讨厌的姓氏。
①法国贵族的姓氏“德”后面应是其家族封邑的地名。
这些隐秘在心头的想法给家里带来了一些变化。拉布丹夫人开始以坚定的步伐走上了负债的道路。她重新雇了一个男佣人，让他穿上棕色镶红绲边的制服。她刷新了一部分家具，把住宅也扩大了一点，经常饰以鲜花，加上当时时髦的各种小巧的摆设。至于她自己，过去用钱还有所节制，现在为了使自己的装束能同她所向往的那个圈子相协调，已经无所顾忌。而她为了这场战斗经常光顾的几家商店却都得了好处。为了按当时时髦的方式来安排她的星期三，她就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晚宴，然后请参加宴会的客人下星期三再来喝杯茶。客人是精心挑选的，不是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就是直接、间接总能对她有点好处的人。总之，她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圈子。客人在她家里玩得很好，至少人家是这样说的，这在巴黎就足以吸引嘉宾了。拉布丹则深深地埋头于自己那严肃而伟大的计划之中，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家里这由俭入奢的变化。
就这样，夫妻二人各自为政，殊途同归，而互不相知。
当时部里有一位炙手可热的秘书长，叫做什么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此人是那种被几年中的政治浪潮抛到顶上来的人物。就象一场风暴之后冲刷到岸边的船身，远远望去倒也象个庞然大物。旅客们会寻思：这残骸中可能还有一些珍贵的商品，这条船当年可能在伟大的事件中出过力，参加过某个抗敌行动，载运过皇冠上的丝绒，或是某皇族的遗体。此时此刻，克莱芒·德·吕卜克斯（吕卜克斯这一姓氏把沙尔丹合并过去了）正是最走红运的时候。在世间的万物之中，不论是赫赫有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也不论是个畜牲，还是个秘书长，难道不是都有其盛衰、浮沉吗？不是都有一个皮毛光润，或是福星高照的时期吗？在寓言家创造的典型中，吕卜克斯之流属于贝尔特朗①族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找到哈东②就行了。由于他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而后来的七月革命又把这一对于立宪政府的部长们如此有用的秘书长职位给取消了，因此更值得花些笔墨对他进行一番描述。
①②贝尔特朗和哈东是拉封丹的寓言诗《猴子和猫》中的角色。猫哈东从火中取栗，而猴子贝尔特朗则剥栗子吃。
道学家们通常是在最骇人听闻的坏事上最有用武之地。在他们看来，罪行只存在于法庭或警察局的教养所中，而对那细致入微的社会现象却视而不见。他们既没有放大镜，又没有望远镜，只能看到那彰明较着的罪恶，却根本看不见在法律这个武器的掩盖之下得逞的阴谋诡计。他们只注意食肉类，却忽视爬虫类。这对喜剧诗人来说倒也是好事，因为可以把沙尔丹·德·吕卜克斯这种人物的色彩留给他们来描绘。这位秘书长同形成政界核心的所有的猥琐小人相类似：自私、虚荣、能屈能伸、生活放荡、享乐成性，由于负债累累而贪得无厌。其谨慎小心又象一座坟墓——决不会有什么东西从中跑出来向路人指出墓志铭上的谎言。当他有求于人时真有一股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劲头；平时又极尽和蔼可亲，机智风趣之能事。开起玩笑来很有分寸，又诡计多端。他轻轻地抚摩你一下，或是用力撞你一下，都能把你害得好苦。不论前面横着多宽的河水，他都能姿态优美地一跃而过。他象伏尔泰一样肆无忌惮①，但是发现圣多马教堂有盛会时，又去望弥撒。他的学问来自拾人牙慧，所以总是处于听者的地位，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地全神贯注。为了避免人家对他产生怀疑，他阿谀奉承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象香水一样沁人心肺，象女人一样轻柔温存。他马上就要满四十岁了。回首华年，无限怅惘。他感到他的政治前途有赖于当上议员。人们要问，他是如何爬上去的呢？方法很简单：德·吕卜克斯是博诺②式的政治人物，他承担这样一种微妙的任务，这种任务既不能交给自重的人，又不能交给不自重的人，而要交给一种既严肃，又可疑，可以随意予以承认或抛弃的那种人。他的处境常常岌岌可危，但是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总是能前进。他懂得，复辟王朝时代是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以及既成事实和正在酝酿的事物之间不断互相倾轧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期，政权需要一个管家婆，她知道床该怎么铺，垃圾该往哪里扫，脏衣服放在哪里，银器锁在什么地方，怎样安抚债主，什么人该开门接纳，什么人该飨以闭门羹：一旦家里有了这样一个老太婆，哪怕她又脏又有坏习气，哪怕她跛脚缺牙，哪怕她好赌成性，每天要偷三十个苏作赌本，主人还是离不开她，在危难时刻愿意在她面前商量问题。她也总能在一旁出些点子，嗅出一点内情，乖觉地送上手炉或者披肩，挨骂受气，甚至给赶下楼去，都甘心情愿。第二天你一睁眼，她已笑吟吟地端上一碗好汤来。不论多伟大的政治家，都需要这样一个管家婆，在她面前无需矜持，可以表现软弱，优柔寡断，同自己的命运争论，自问自答，最后通过思想斗争而壮起胆来。野生的软木同硬木相擦，不就生火吗？许多天才之火就是这样点燃起来的。
①伏尔泰以反教会著称。
②博诺为伏尔泰长诗《少女》中的人物，诗中说此人在宫廷被称为“王子的朋友”，而老百姓称之为“妓院老板”。
拿破仑有个贝蒂埃①给他管家！黎塞留则有的瑟夫圣父②；而吕卜克斯能给任何人当家。他同下台的大臣们保持友谊，把自己变成他们向新大臣们疏通的桥梁。对前者的最后的谀词和对后者的最初的奉承都是那么娓娓动听。他对一个政治家所不大容易想到的小事之体贴入微，实在令人叹服。他最善于投其所好，惟命是从；他常带头自嘲地位卑微，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为别人出力时，专门挑选那人家不会忘记的事情。所以，在需要越过帝国和复辟王朝之间的鸿沟时刻，正当人人都在寻找一块木板来搭桥的时候，正当帝国的看家狗们在高谈阔论中跳跃翻滚以表忠心的时候，德·吕卜克斯已经向高利贷者借了一大笔钱，跨过了前沿。
①贝蒂埃（１７５３—１８１５），瓦格拉姆亲王，曾任法兰西元帅，为拿破仑的亲信，但于一八一四年签署逼拿破仑退位书。
②约瑟夫圣父（１５７７—１６３８），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亲信，一六三二至一六三五年间权倾一时。
他孤注一掷，转手买进了路易十八签署的逼得很紧的债券。通过这一办法，他就是第一个以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清偿了将近三百万债务的人。因为他运气很好，恰好是在跨越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之间办的这件事①，其中的利润都让高布赛克、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这些合伙人给吞噬了，但这是德·吕卜克斯许给他们的。他下的不是一笔赌注，而是赌的整个银行。他知道得很清楚，路易十八是不会忘记这一次大脱手的。果然，德·吕卜克斯被任命为稽查长，册封为圣路易骑士和佩戴荣誉勋章的军官。此人一旦攀上了梯子，就用尽心机赖在自己的阶梯上，因为在他所进入的堡垒中，那些将军们是不肯长期喂养没有用的嘴巴的。于是，他就以管家婆和掮客的姿态，成为政权的暗疾的义务顾问。他从复辟王朝自夸的所谓优越性中，看出了适得其反的深刻的弱点，而这弱点又是和左右王朝本身的事态相联系的。于是他就在危机时刻，推销那将来足以打动有才之士的口号，把它加在拙劣的政策头上。这样，德·吕卜克斯就变成天才了。不要以为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而已。
①路易十八于一八一四年继拿破仑之后统治法国，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打回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时，曾退位再次流亡。拿破仑失败后，他又恢复统治，因此路易十八签名的债券在此期间有很大的起落。
这个猴子贝尔特朗，到处去搜集意见，探索各种人的内心，倾听它们的回声。他孜孜不倦地到处采集知识，真可以算得上一只名副其实的政治蜜蜂。这是一本活的贝尔辞典①，但是又和这本著名的辞典不一样。他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兼容并蓄各种见解，而是有苍蝇的天才，能在厨房中径直落在最精致美味的那块肉上。他就是这样成为政治家们不可缺少的人。这一信念在人们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那些野心勃勃的后来者认为有必要牵制德·吕卜克斯，以免他爬得更高，不让他有公开的重要地位，然后暗中给点好处作为补偿。但是，这个象钓鱼一样钓取别人的思想的人，在感到大家都支持自己的那个时候，曾经索取了保证金。国民自卫军的参谋部酬答他的是给他一个由巴黎市政府付钱的闲职——一个无名公司的政府特派员。他还在王室的一个监察机关中任职。他的两个从国家预算中付薪金的正式职务是：秘书长和稽查长。目前，他想要的是荣誉军团司令、厕身于贵族院、当上伯爵和议员。要想当议员，就得付一千法郎的财产税，而德·吕卜克斯那寒酸的房产连五百法郎的房租也不值。要在那里建起一座别墅，周围还要布置体面的环境，以此来吸引整个市区，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德·吕卜克斯尽管天天赴宴，尽管九年来都是国家为他付房租，尽管坐的是部里的马车，在这幕戏开始时，他自己却除了三万法郎的无可争辩的纯债务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①贝尔（１６４７—１７０６），法国作家，曾编纂著名的《历史辞典》，为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先驱。
如果能缔结一门良缘，也可能把满船债务之水舀尽，帮助这艘雄心勃勃的船恢复元气。但是要缔结良缘，取决于他能否加官晋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当上议员。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他能想出的办法只有为什么人效犬马之劳，或设法做一桩好买卖。然而，可惜那勾心斗角的阴谋已经穷尽，波旁王朝表面上算是克服了朋党之争。更加可惜的是，由于那些处心积虑使任何政府都无法在法国立足的左派进行了多年的无聊争论，政府已经让人看透了，在这上面再没有什么文章可做：最近的这类事发生在西班牙之役，当时不也曾喧嚣一时吗？①此外，德·吕卜克斯竟相信了他的上司对他的友谊，竟贸然向这位大臣表示了想在部一级占一席之地的愿望，就更加自讨苦吃。这样，大臣们猜透了他的心思：德·吕卜克斯想要使自己脆弱的地位稳固下来，而不再依赖他们：猎狗在向猎人造反了。于是大臣们给了他几鞭子，然后又轮番予以抚慰。这一来，又给他树敌不少，而德·吕卜克斯则拿出一个狡黠的妓女对付新嫖客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给他们设下陷阱，引他们掉下去，又马上拒绝他们。他越是感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就越渴望赢得一个政府无权罢免的职位。但是，为此，他必须倍加小心。稍一不慎，顷刻之间就会一败涂地。一根羽毛就足以把他文职上校的肩章、他的监察官职务、他在那无名的公司中领取的干薪、他的两个正式职务及其带来的一切好处——总之是在兼职法的庇护下的六种待遇——一扫而光。他常常象一个情妇威胁她的情人那样威胁大臣：经常扬言他要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了，于是大臣就来好言抚慰亲爱的德·吕卜克斯。在某一次这种言归于好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正式的许诺，等拉丁碑文学会下一次出现空位，就让他补上。据说，这是一个肥缺，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一旦占据了这个位子，就会象一棵树种在沃土上一样，他的恶癖、幻想、美德、缺陷，都能从中得到满足。
①此处指一八二三年法国元帅维克多出征西班牙之时受到反对派猛烈攻击。
他整日为之疲于奔命的事就是：每天从五、六张请柬中选择饭菜最好的一家去赴宴。一大早，到大臣家去承欢大人和夫人左右，还要逗他们的孩子玩。然后工作一两个小时，——就是说：躺在安乐椅里读报，口述一封信的大意，在大臣不在时替他接待登门求见的人，大致解释一下要办的事，接受或散布少许来自宫廷的小恩小惠，拿起单片眼镜来看一眼那些请求书，或在上面签名。那批语的内容就等于说：“于我何干，悉听尊便。”大家都知道，当德·吕卜克斯对哪个人或哪件事发生兴趣时，他就会亲自过问。他会答应同某些高级职员就一些微妙的问题作密谈，听他们讲那些无聊的飞短流长。他不时到大臣官邸去接受关键的指示。当大臣去议会开会时，他就等他回来，以便知道是该发明、还是该领导一项阴谋。这个在官场中纵情声色的人穿戴停当，从晚上八点到清晨三点之间可以做十二到十五间沙龙的座上客。在歌剧院里，他经常同新闻记者谈天，因为他同他们最要好；他们之间不断地互施小惠，他常告诉他们一些惊人的假新闻，同样地囫囵吞下一些他们编造的消息。他常阻止记者们就某件事攻击某一位大臣，说是这样做了会使他们自己的妻子或情妇真正难堪。
“你们尽管说某一项立法草案毫无价值，如果能够的话，还可以加以论证，但是不要说玛丽埃特舞跳得不好。你们可以毁谤我们对女眷们的感情，但是不要揭露我们青年男子的种种笑料。鬼知道！我们人人都演过自己的闹剧，谁知道时过境迁我们会变成什么呢？你们今天为《宪政报》①的长篇大论润色，说不定明天自己变成大臣了呢！……”
另一方面，他有机会时，就助编辑们一臂之力，为一个剧本的演出消除一些障碍，故意施一点小恩小惠，或请吃一顿佳肴。有时他还答应帮忙了结一桩纠纷。此外，他爱文学，保护艺术：他藏有名人的签名，白送的漂亮相册、素描、油画。他为艺术家们做许多好事，从不伤害他们。在某些场合，当他们的自尊心需要得到代价不高的满足时，他就予以支持。因此，他受到所有戏剧界、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爱戴。首先，他们大家都有共同的恶习和惰性；其次，他们在杯酒之间或舞女当中都是那样地玩世不恭，嘲弄一切！怎么能不同这些人做朋友呢？德·吕卜克斯如果不是秘书长，他就会做新闻记者的。因此，在用讽刺诗进行笔战，以致打开了起义的缺口的十五年战斗中②，德·吕卜克斯竟然从未受到过丝毫攻击。
①《宪政报》创办于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王朝时，代表资产阶级观点。查理十世时为政府反对派。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成为代表政府观点的报纸。
②这里指一八一五至一八三○年，即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执政的十五年，各派斗争激烈，直至一八三○年爆发七月革命。
那些小公务员们眼看着这个人在部里的花园里同大臣的孩子们玩耍，心里都纳闷，不知他得势的秘诀何在，他到底做什么工作；而各部门的宫廷官员，都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靡非斯特。他们都围着他转，为了替他们在上面进几句美言而厚加酬劳。对小人物来说，他象是无法辨认的天书；而对利益攸关的人来说，这秘书长的用处就象数学上的比例定律一样清楚。这位官场老手堪与当年为拿破仑在瓦格拉姆冲锋陷阵的小亲王媲美①。他熟谙一切议会斗争的秘诀，懂得如何把三心二意的人争取过来，如何将一项议案反复提出，或予以埋葬。还懂得在大臣们不敢表态时点头或摇头。他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失望者的怒火冲击，和大臣一同哀叹，一同欢笑。他是一只神秘的指环，维系着这衙门里多少条利益的纽带；他和听忏悔的神甫一样掌握分寸：有时无所不晓，有时又守口如瓶。他能替大臣说出他们自己难以出口的话。总之，在这个政治家奴面前，大臣敢于露出本来面目：脱下假发，拿掉假牙，放下架子，穿上拖鞋，打开自己包藏的祸心，使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但是德·吕卜克斯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他对大臣既谄又谏，为谏而不得不谄，边谏边谄，寓谄于谏。因此差不多所有干这一行的政界人物都形容憔悴。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把头那么一点，以表示对听到的话的赞许，或是表示一种气派。这就使他们的脑袋有点怪里怪气。他们对一切听到的说法都心不在焉地表示首肯。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然而”、“但是”、“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我若处在您的地位……”（“处在您的地位”，是他们经常说的话）之类左右逢源的词句。
①指拿破仑的亲信瓦格拉姆亲王。
说到外表，克莱芒·德·吕卜克斯当年的翩翩风度已所余无几：身高五尺四，肥胖的程度还算过得去，由于吃得好而面色红润，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扑了粉的头发修剪成提图斯式①，戴着精致的小眼镜；从他那双象老太婆一样发了皱的胖手上，可以看出他的毛发是金色的。这双手稍嫌短方，指甲剪得短短的，是一双土财主的手。他的脚倒是不无出众之处。五点钟一过，德·吕卜克斯总是鞋袜齐整，穿着黑裤子，细羊毛背心，插着不洒香水的细麻布手巾，戴着金链条。上衣是皇家蓝色，镂花扣子外加挂勋章的别针。而早晨呢，皮靴在灰色的裤子下面橐橐作响，又短又小的晨礼服紧箍着身子。那时他的样子更象一个狡猾的讼棍，而不象部级官员。他的眼睛由于戴眼镜而目光迟钝，因此当他不幸而摘下眼镜时，显得比本来更丑。凡有眼力的人，或是只喜欢真实的正直人，都无法忍受德·吕卜克斯。他的娴雅姿态只不过是为了修饰他的谎言；他的亲切的誓言，惯用的温存，实在太露骨了，只能使傻瓜感到新鲜。一切有识之士都看到他象一块腐烂了的木板，必须注意不要把脚踩上去。自从美丽的拉布丹夫人毅然以她丈夫的官运为己任以来，就开始琢磨克莱芒·德·吕卜克斯，研究这块薄板上面是否还有几根还算结实的木质纤维，可以经得住在上面轻盈地通过，从处里爬到司里，从八千法郎年俸爬到一万二。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自信能够玩弄这一政治权术。于是德·吕卜克斯先生就多少成为拉布丹家里开支陡增的原因之一。
①提图斯，公元七九至八一年为古罗马皇帝，其雕像的发型前后剪得一样短，称提图斯发型。
帝国时期建造起来的迪福街以几所外观高雅的宅第而引人注目。这些宅第的内室都很出名。拉布丹夫人家里布置之精美，在许多人面前显示了她内心深处的贵族气派。相当宽敞、亮堂的漂亮前厅通向一间大客厅，窗户是临街的。客厅的右边是拉布丹先生的书房和卧室，转手通过前厅走进去就是饭厅，左边是夫人的卧室和梳妆室，转手是小女儿的卧室。
请客的日子，拉布丹先生的书房和夫人的闺房门都开着。这样，就能大大方方地接待那精心挑选的嘉宾，而不象有些布尔乔亚家里的晚会那样矫揉造作——那种人家是靠平日节衣缩食换来一时的豪华，因而显得是一种难得的情况。客厅刚刚用黄地山茶色花纹的锦缎重新布置过。夫人的闺房用的是真正的波斯绸缎和洛可可式的家具①。拉布丹的书房继承了过去客厅用的壁帏，擦洗干净，并饰以勒普兰斯留下的名画。
①洛可可，路易十五时期盛行的一种装饰风格。到十九世纪成为古雅的标志。
这位定价专员的女儿在饭厅里用的是她父亲过去在一次拍卖中廉价买来的土耳其壁毯，但配上了古色古香的紫檀木框，这一来可就所费不赀。这间屋子周围摆的是令人赞叹的布勒式雕花酒柜，也是已故的定价专员买来的。屋子当中放着古老的座钟，镶铜的阿拉伯式花纹闪闪发光，似乎是在为十七世纪的杰作争光。室内到处摆着鲜花，散发着丝丝清香，无处不显示出高雅、美奂，每一个细节都是各得其所而又相得益彰的艺术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布丹夫人淡妆素抹，带着艺术家所欣赏的本色出场了。她对这种种荣华都表现出习以为常而不置一词，一任自己的娴雅风度来使这一切对客人所产生的效果臻于完美。由于她父亲的功劳，自从洛可可式时兴以来，她就使自己成为谈论的中心。
德·吕卜克斯尽管阅历丰富，惯见各种程度的、真真假假的富丽陈设，但拉布丹夫人家还是使他惊叹不已。那魅力使这个巴黎的阿斯摩代①也为之神往。这可以用下面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倦游的旅客，饱览了意大利、巴西、印度的千般瑰丽景色，在回乡途中经过一个象玫瑰山脚下的奥尔塔湖那样秀丽的小湖。湖面如镜，有小岛宛在水中央，妩媚多姿而不失其质朴；妆点整齐而不掩其天然。虽有丛丛绿树作伴，参差掩映，却仍不免孤寂之感。环湖四岸既经垦植，又野趣盎然。外面辉煌而热闹，内里极尽人间的和谐、优美。这个旅客所看到的是一个小巧、朴素、纯洁的世界。在这里，他的心灵得以休憩，使他留连忘返，因为那诗歌一般和美的环境使他陶醉，引他遐想。这里既象是世外桃源，又有欢腾的生活！
①阿斯摩代，犹太教中魔鬼名，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所着《瘸腿魔鬼》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专在马德里掀开人家屋顶，探人阴私。
圣日耳曼区最迷人的女人之一，美丽的菲尔米亚尼夫人很喜欢拉布丹夫人，并且经常请她到家里去。几天前，这位夫人特意把德·吕卜克斯请到自己家里，为了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到这位夫人家坐坐呢？”她把赛莱斯蒂娜介绍给他：“夫人家里的晚会美妙得很，特别是，她家的饭菜……可比我家的好呢！”这时，拉布丹夫人才第一次抬起眼皮来同他说话。德·吕卜克斯不知不觉间答应了她的邀请。于是他就开始到迪福街走动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费加罗曾说，女人只有一计，但这是永远不败之计。德·吕卜克斯在这位朴素的处长家里一边吃饭，一边暗自决定以后还要常来赴宴。被她的对手柯尔维尔夫人称作迪福街的赛莉梅娜①的迷人的拉布丹夫人以其高雅而得体的手腕，使德·吕卜克斯连续一个月每星期五都在她家晚餐，而且主动星期三来喝茶。拉布丹夫人经过一番精心而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自己已经在这块官场的木板上找到了下脚之处。她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这种内心的喜悦，只有三、四年来对一项任命梦寐以求，情深意切，对它的好处经过精心计算的公务员家庭才能体会得到。为了它，她曾屈意给多少人消愁解闷！向主宰本部的诸神发过多少誓愿！登门造访过多少利害攸关的人物！拉布丹夫人真是胆略过人，她终于听到了钟鸣，报告她从每年八千法郎跃至两万法郎②的时辰已经来到。
①赛莉梅娜，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年轻、漂亮，善于卖弄风情而又尖酸刻薄。
②前面说的是一万二千法郎。
她暗自思忖：“我今后一定要循规蹈矩。我过去是花费大了一点，但是方今之世，含而不露的美德是不会有人来发掘的，一个人只有出头露面，在场面上拉关系，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才能发迹。归根结底，部长和他们的朋友们只对他们看得见的人感兴趣，而拉布丹是不通世故的！若不是我对那三个议员下了一番功夫，说不定他们也想去争拉比亚迪埃的位置哩。而现在，他们已是我家的座上客，就不好意思了。于是他们变成我们的支持者而不是对手了。我是略微卖弄了一点风骚，但是我很高兴，只需一点点取悦男人的娇嗔就够了。”
那一天，为了争夺这一空缺的那场意想不到的斗争真正开始了。部里晚宴方罢，饭后是大臣们广为交际的时间。德·吕卜克斯正坐在壁炉旁大臣夫人身边。他一边喝着咖啡，再次把拉布丹夫人列入巴黎七、八位真正高贵的女性。他已多次拿拉布丹夫人押宝，就象特利姆下士拿他的帽子起誓一样①。
①特利姆，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斯特恩长篇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他很看重哥哥送他的帽子，动辄以他的帽子起誓、打赌。
“别讲得太过分了，您会损害她的。”大臣夫人半笑着说。
任何女人都不喜欢听人家在她面前称赞另一个女人，她们总有几句酸溜溜的话准备着应付这种场合。
大臣阁下说道：“可怜的拉比亚迪埃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职务应该由拉布丹来继承，他是我们部里最能干的公务员之一，而过去我们的几届前任都不大对得起他，尽管其中有人在帝国时代当上了警察署长，而为这件事受贿出力的人却本来是受人之托关照拉布丹的。亲爱的朋友，老实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凭您本人来讨人喜欢……”
“如果拉比亚迪埃的位子给了拉布丹，那么我刚才称赞他夫人的高贵就是可信的了。”德·吕卜克斯答道，他已感觉到大臣话语里的讥讽味道，“但是，如果伯爵夫人①想自己作出判断……”
“我就会请她来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是吗？正当许多抱着嘲笑我们的目的而来的女客们济济一堂的时候，您那位高贵夫人到了，她们听到门房通报——‘拉布丹夫人到！’②”
①指大臣夫人，该大臣新获伯爵头衔。
②这里强调的是拉布丹这个姓氏前面没有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
“但是外交大臣家里不也通报过菲尔米亚尼夫人吗？”
“一个卡迪央出生的女人！”那位新伯爵脱口而出，同时狠狠瞪了他的秘书长一眼，因为他和他妻子都不是出身于贵族世家。
许多人都以为他们在谈论着重要的事情，那些登门有所求的人都留在客厅尽头，不敢近前。德·吕卜克斯出去之后，新封的伯爵夫人对他丈夫说：
“我看德·吕卜克斯是堕入情网了！”
“果真如此，那可是他生平第一次！”丈夫耸耸肩膀答道，似乎是向他妻子表示，德·吕卜克斯对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是不屑一顾的。
这时，大臣看见一位中右的议员走进来，就撇下他的妻子，去向这尚在未定之秋的一票献殷勤。但是，这位议员刚受到了一场无妄之灾的打击，需要得到保护，于是他悄悄地宣布，他几天之后即将辞职。大臣事先对这一点心中有数了，就可以抢在反对派之前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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