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西方文化对洋务派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
作者：张筱南 程翔章
其次，在文学观念上，洋务派作家虽然深受风行大清两百余年的桐城散文的影响，但在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洗礼下，也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的规范。与一些蜗居于个人世界里的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赏识西方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贵“言之有物”，尚“理性精神”，文章多涉政论，遣词造句激昻锐利，刻意求新，一扫桐城古文“蕴蓄以为高，隐括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寂寥以为洁”（王韬《弢园尺牍续编自序》）的家法师承、门户蹊径。他们也反对“宗唐祧宋”、“摹杜（甫）范韩（愈）”的刻意模仿（王韬《蘅华馆诗录自序》），而忽略个性的表露。洋务派的代表作家王韬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他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打破一切清规戒律，畅所欲言，反映现实生活和个人的真情实感。这一观念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在内容上呈现出一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一种务实灵活的创作方式。
以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吴敏树于1867年所作的《君山月夜泛舟记》为例。文中记载的是作者的一次郊游经历。在他的笔下，多是“夜来月下，山水寂然”的清幽逸景，朋友对答间也全然不提“国事”。作者絮絮地记着“以子鸡苦瓜拌之”的下酒菜谱，原来壮阔的景致也似乎缩小成了“盆景”，即使是“无虑十数围，根抱一巨石”的“危崖一树”，在一个闲居优游的士人眼中也“殊不甚高大”，这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贯穿全文，令人感觉作者已与世间万物拉开了一段距离，山水景致要可供其玩赏，却不会动其忧思。在太平盛世，这种高士之风或可引人崇敬，但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19世纪中叶，这样的情调不免给人以冷漠之感。反观同一时期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的游记，其慨然气度已胜人一筹。以张裕钊《游狼山记》为例，洋务派重实务，其行文落笔也多求实，同样是描摹山景，也往往采用致身景内的写法，描绘景色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生动细腻，瑰丽如画，文章呈现的不是一副仙气氤氲的写意山水，而是一张调焦精确的西洋照片，“上为支云塔”，“迤下若萃景楼及准提、福慧诸庵”，“左右苍翠环合”，“侧身回瞩，江海荡天”，“隔江昭文、常熟诸山，青出林际蔚然”。这样的描写字字落实，一面是在写景，展现出一副壮阔山河的画面；另一面也是在冷静地审视地形，以边防军务为己任，实现着自己的军人价值。一篇游记已不单单是凌波仙人的背景，而成为作者心中强烈爱国心的写照。
从写作的意图来看，《君山月夜泛舟记》意在记游，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件雅事，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的自得之情；《游狼山记》意在警世，作者着力描绘狼山雄奇的景色和险要的地理形势，目的在于指出狼山在军事和国防上的重要性，作者虽“为时屏弃”，却时刻不忘“深忧长计”，“人世是非理乱”已是这一批洋务派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
其它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也同时展现出这一特点。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记叙的是英国渡假胜地布赖顿的美景。虽然异域景致怡人，作者也未全然忘情于山水之间，他在文中感慨：“英之为国，号为盛强杰大，议者徒知其船坚炮利，逐利若驰，故尝得志海内，而不知其国中之优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并由此得出“唯坚凝，斯能整暇”的结论。在西方游历的经历使他比一般国人更多了一层对西方的了解，也在中西的对比中，作者没有因为祖国的羸弱而萌生自卑、怯懦之心，而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处世原则来激励自己，更强化了对家园的责任感和救世之心。在全文末尾，作者写道：“大清前驻英参赞黎庶昌记，光绪六年七月”，落款不记籍贯、不记名号，却明明白白地写下自己一生最荣耀、最可纪念的大清官职，明明已是“前”驻英参赞，本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者却念念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于游玩中不忘治国方略，其爱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我们从这廖廖几个字中看到的不是一个腐旧官僚对官场的眷恋，而是一个普通官吏发自内心的对“大清”的责任感和爱国心。
与黎庶昌师出同门的薛福成，也是在游记中寓忧国之思，将个人与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观巴黎油画记》意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其创作不离“写景、抒情、议论三结合”的途径，然其写景多绘壮景，抒情专抒豪情，议论意在救国，略无小儿女情状，与众多洋务派知识分子一起，汇成一道洋务文学的洪流。
再次，描写内容的细致和丰富势必会导致文章篇幅的扩大。洋务派知识分子的作品不论是私人书信还是经世论政，多长于持论,不为浮词,重在实用,内容以议政为多，见解新颖大胆，说理切实详明，结构严密，文字平实，文笔流畅，开启了近代新体政论散文的先河。尤其是一些说理文，已初具西方学术论文的雏形，其论证严密，层次清晰，语言详尽犀利，对一件事的源起、成果、利弊往往能深入肌理，透析根本。这种文风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浩然之气”，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得益于西方辩证思想的感染和熏陶。薛氏的论说文,颇多长篇,洋洋千言,《上曾侯书》、《变法》、《矿屯议》、《商政》、《敌情》、《选举论》等，作者行文，洋洋洒洒，尽情发挥，喜用排比，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变法》一文，作者从“变”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出发，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从“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从“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再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从而论证变法的必要：“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为了加强论辩的说服力，作者又从反面立论，说明不变法之难以生存：“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驰矣。”接着文章列举中西实政为例云：
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文章层层递进，反复阐明变法之必要。这种论证方法，不仅说理透辟，步步深入，而且也使文章波澜起伏，增强了论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