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西方文化对洋务派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
作者：张筱南 程翔章
黎庶昌曾出使外国，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表现在他的散文集中是条理明晰，逻辑性强，理性思辩的特色。他的论说文多洋洋千言，象《上穆宗毅皇帝书》、《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等，陈述吏治弊端，提出革新措施，引古证今，俱有见地，环环相扣，层层剖析，很有逻辑力量。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敢于批评当今皇帝“徇私情”（《上穆宗毅皇帝书》），在时人中称得上是很有胆量的。
第四，近代政局的迭变一方面使大众渐失了对时世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新闻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新闻作品、报章体的频繁出现不仅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闻人，也以其敏感的时事特点和突出的评论风格倍受关注。许多失去科举之望的传统文人将报章视作经世致用的第二条路，不能步入官场反而少了官场的束缚，他们以纸笔为武器针贬时弊，影射朝廷，干预时政，以“在野党”的身份实现着自己的佐政之梦。将近代当朝大员的文章和这群洋务派新闻人的文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更明显地发现这一特质。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洋务派重要理论家、思想家郑观应也是早期报刊之一作手。他的《救时揭要》，“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其《易言》与《盛世危言》单篇成文后，“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自谓其文不避“方言俚语”，“随手笔录，不暇修琢词句”，“无论士家工商之言，悉为胪取编入。”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不使用冷僻的典故，惟求畅达、实用。王韬《易言序》云：“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同条共贯，切而不浮，真措诸世而有济，施诸今而可行者欤！”这类文章基本摆脱了传统古文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成为一种较自由的、浅近的文言文。
总之，洋务运动作为一场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洋务思想作为一种主宰和困扰着整整一代人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思想解放性质的社会思潮，都必然被这个时代的文学所表现，同时在文学中发酵、催化，促使文学发生相应的变革。这些洋务派作家都是这一时期的先锋人物，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他们在著作中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或介绍了西方社会的物质成就，或宣传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制主张等，他们的立足点都在于学习西方、赶超西方。与桐城古文相比，他们的创作也有了一定改革或创新。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甚至腐朽的东西，但是他们也确实提供了他们的前辈没有提供的新东西。可以说，正是在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才借洋务派知识分子之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张筱南，程翔章，华中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