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6期

从《三侠五义》看近代“侠”的特质

作者：陈　婷

　　
　　二、完全的遵守封建的忠、孝、仁、礼等道德标准，带有明显的封建思想。
　　
　　对封建王朝的忠显而易见。这里的孝，展昭“惟有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尽孝道”，老母有病便“延医调治，昼夜待奉”，老母死后“服丧百日”，他都一一作到。而丁二爷对自己的母亲也是尊敬有加，大事小事也是听其决定的。展昭懂得一切礼数并完全遵守，刚进丁家门前便放下宝剑，因为是初到别人家，而且老伯母还在堂，作者用赞赏的语气夸奖他“这便是展爷的细心之处”，还有对男女礼节的尊重“与丁小姐比剑，凡有不到之处，俱各点到，点到却又抽回。”对包公的妻子毕恭毕敬的叩拜，与关公的门外守嫂可相提并论。还有行为的仁义，解救颜福后直接送其回到家才离开。当然对朋友的客气，对平民的帮助都是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的。
　　《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其中的“义”也是被作者所强调的。先对比《水浒传》中的“义”，里面的人物是被定义为“草莽英雄”而不是“侠”。他们的义在于重许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锄恶扬善，敢于扫荡人世间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不畏强暴，敢于直前，决不低头。具有一种英雄的豪迈之气和草莽的野蛮习性。他们常积聚满腔的怒火，一股激愤的不平之气。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人生境遇与三侠是完全不同的。像李逵、鲁智深、武松等自身就遭遇了最多人世间的不平，担负着血海深仇，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有切肤的体会。他们首先便是自我的救赎，然后才是发展到救他人。他们在历经磨难后，便有着强烈的主动反抗不公平社会的愿望，并有了采取了挑战社会制度，打破社会秩序的有力行动，成为“草莽”，“起义反叛者”和“放火杀人的强盗”。这些人之间只讲“义气”，即为彼此共同的利益结成一伙，不拘小节，不顾生死。这种义气只限于“问气相求”，局限于“好汉”们之间，对于自己的同类，无论有过什么争斗宿憾，只要知道对方是条好汉，便可以前嫌尽释，握手言欢。甚至为朋友不惜“担血海也似的干系”。这种“义气”与“侠义”并不全同。“侠”的核心仍是具有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仗义疏财的高尚品质，义士们有时会“随意”的做出仗义之事，却绝对没有锄强扶弱，救济贫贱的自觉意识。他们没有明确目的，缺乏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如鲁智深保护林冲暗中相送到沧州纯粹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照，救下金老父女的事迹也是纯属偶然，凭一时气愤不平搭救了他们，带着英雄随性而为“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意味。而“侠”却有着明确的行动目的，行侠仗义成为他们的出发点与归宿，贯穿他们整个思想与行动。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体现“侠”的特质。
　　其次，侠义们除了见义勇为，济弱扶困等正义的行为外。就朋友的关系而言，他们之间的义并不是是非不分，一味的“江湖义气”。如展昭被擒后，由于误会白玉堂霸占良家妇女而引起的争斗；白玉堂与有小人品行的朋友断交都注重了声张正义，并非只是愚昧浅薄的匹夫；还有更典型的就是当北侠和五鼠的利益发生冲突，五鼠手下跑来抢鱼的时候，朋友的关系便先放在了一边而重要的是解决利益问题。后来更是大打出手，一代大侠把对方打的头破血流。由此看出，侠客也是很重视自己利益的；北侠对同为朋友的白玉堂的评价也是客观有依据的“虽少年华美，器宇不凡，但为人阴险狠毒，却好行侠仗义，行事太刻薄”。
　　再次，从书的开头，他们便年少有盛名，受人尊敬，出手阔绰，每战必胜，是人生顺利的典型，所以他们斗争时自然就不会有“激奋之气”而带有少年得志的“儒雅之风”。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义”是有着独特品格。
　　但侠客的思想中也是封建的糟粕，因为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人带有明显的特征。如展昭为了保全田忠妻的贞洁而全力救她，这是贞洁观念在起作用。他还特地嘱咐马汉“他乃贞烈之妇，不必当堂对质”。而且，还有一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对于霸占茶楼的恶人并没有直接的斥责，反倒说“想是续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么，如何他们翁婿会在仁和县打官司呢！”等等。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形象作为晚清人心中的完美英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特点。他们的行侠仗义，人格完善，清代标准下的守制遵礼，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恪守等正是晚清市民阶层对完美侠客的要求。透过这一文本，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延续千年的侠义文化精神的变更和清代侠客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陈颖著，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江苏教育出版社。
　　[2]曹亦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
　　[3]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清石玉昆著，三侠五义[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陈婷，女，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03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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