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6期
从《三侠五义》看近代“侠”的特质
作者：陈 婷
“侠”即侠客义士，即《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德，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又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诚实守信，行侠仗义，与官方朝廷对立，与战争英雄相区别等是构成“侠”的基本特征。侠义小说也成为古典小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由先秦两汉一直发展到清末名初。在清代，《三侠五义》是公案侠义小说中最有艺术成就的作品，由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民间说书艺人石玉昆所述。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心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的侠客代表的“侠”的精神既不同于传统小说如《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也不同于“江湖义士”，除了突出的保留了传统侠客们高强的武艺和仗义之心外，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自己的独立品格。这里只要是突出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境界与以往侠客的不同。
一、清代标准下的守制遵礼。
1、忠君、崇君：“侠”的本质是维护封建王权，全心全意为皇帝效忠。侠客们在行走江湖中盲目的甘心为封建王朝效力甚至带有了明显的奴性和媚态。这种奴性和媚态充分体现在第二十二回的“耀武楼南侠封护卫”中，皇帝三试展昭武艺。展昭一开始对皇帝要试其武艺就没有任何的反感，而是承受了包公的好意，并竭尽全力的展示。展昭每次献艺均先必恭必敬的不厌其烦的不断叩拜。试剑法时“施展平生学艺，看着用意，处处留心”；试袖箭时，不断的改变射箭的姿势，翻新花样并“深知圣意，估量圣上必能看见，方叫人把木牌立稳”；表演纵跃法时，更是提前“已将袍服脱却，扎缚停当，显弄本领”，在房顶上跳来跳去，不断地作出惊险的动作以求皇帝的满意。展昭尽心尽力的表演，简直象杂耍的小丑一般。但皇帝并不是出于对其政治才能的肯定，也不可能提拔他到政治核心，对他们只是利用和拉拢。从“天子听闻展昭的武艺，不觉鼓掌大笑”到观看表演的“大乐”“甚觉罕然，连称绝技”到“惊喜非常”“不觉失声”可以看出，从始至终皇帝都只是一种观看精彩表演的好奇，带着期待与惊喜猎奇的心态，并顺便的消遣皇宫众人及各封建大臣。
可以看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尊敬“侠客”的，统治阶级心态上是看轻和排斥“侠客”的。就算是清官也是利用“侠客”，“侠客”是附属于他们的，听从他们的指示。比如包公与展昭的关系就是展昭保护包公，为包公办案的，是包公的属下无疑。双方的地位是绝对的不平衡。特别是天子评价展昭“这那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把鼎鼎有名的一代大侠降格为天子的小小宠物，一个畜生一只猫。而大侠的反应呢？“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皇上的话既是对他人格的不尊重又是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而展昭以此为荣，抓住机会得到了“御猫”的封号。统治阶级显然已经习惯了“侠客”对他们的忠诚，并不认为这样的带着谄媚的奴态可恶，反倒是很欢迎的。皇帝把他加为四品带刀护卫，官员对不惧危险在房顶上受封的展昭是又欢喜又替他害怕。平民代表的江湖上的人也承认了“御猫”的称号，与“南侠”一起并做展昭的代称，这多么的讽刺啊。而同为侠客的丁兆蕙明确同意“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认为展昭升为四品，钦赐“御猫”是很荣耀的事情“听得吾兄荣升，不敢高攀”。可见清代的全国上下，对侠客的为封建王权效力是给予的高度肯定的。统治阶级也当然希望他们除掉社会垃圾，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将侠客拉入卫道士的队伍来巩固其统治。
2、维护封建王权，侠客的行为上突出的表现在保护清官。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民间的恶霸歹人以维护统治秩序，并铲除朝廷中的贪官污吏，依附权贵作恶的皇亲国戚和分裂国家投靠外族的反王等。如展昭三救包公。包公赶考在金龙寺遇凶僧，展昭用绳索救其脱险；包公奉旨陈州放粮，展昭在三星镇留字柬提醒并射刺客项福后缉拿；包公中邪，展昭割老道首级破法术并掷头下庞吉。这里的展昭几乎是一路追随着包公从他的赶考到位居臣相，直到包公道：“从今后务望义士常在开封，扶助一二”，展爷连说“不敢，不敢”也就应承了下来。这里的侠客对封建王朝的忠心是如此的入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虽意在叙勇侠之事，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有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这里的包拯和颜查散就先后总领侠客义士。当然，侠客保护清官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庞吉见掷进一个毛茸茸血淋淋的人头，猛然吃这一吓，几乎在椅子上栽倒。旁边庞福吓得缩作一团……只得忿忿悔恨而已。”小说独步纵横江湖的侠客怎么与清官结合，侠客又怎么与公案合流呢？在贪官任意欺凌清官，陷害、谋杀、用邪术等阴险手段全用的黑暗的官场。清官秉公办案必将触犯有权势的奸贼逆臣及各种邪恶势力。往往是遇到阻力，甚至无法逃脱被害的命运，更别说为民请命，为民伸冤。所以侠客的出现给清官带来了最起码的保障与干实事的生机，也铲除了贪官，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统治秩序。侠客也是乐意担当这样与公案、朝廷、清官等相结合的角色的。
对比《三侠五义》中的义士，特别有血性，有反抗精神的白玉堂潜入包公住所留刀，闯入皇宫演出内苑杀人，宫墙题诗，盗取三宝等诸多戏君的把戏，这样的行为是不为朝廷所容的，也不能称的上是“侠”。再对比《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都个性刚毅，他们是决不会在皇帝面前杂耍表演的。就连宋江接受招安一事，也是有很多好汉来反对的。他们也就更不可能轻易的接受封建官职，尽心尽力的为王朝服务。有着天然反抗精神的李逵对封建统治者永远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与敌人打仗他总是赤膊上阵，冲杀在前，就是至高无上的“大宋皇帝”的“鸟位”，他也想有朝一日把它夺了，他是招安在坚决的反对者，提起招安他便要怒吼。特别在宋江死前还特地把黑旋风李逵用毒酒先毒死，因为他明白有很多好汉在他死后必定会反抗朝廷为他报仇，而李逵将是第一人。从这里看出，英雄好汉们是以“义”为第一的，为朋友，为兄弟而反抗，他们在心态上是藐视朝廷。这也就是“侠客”“义士”“英雄好汉”在心态和行为上的不同。这也是清代对于侠客定义的一条根本标准。
这样描述的情形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心态是密不可分的，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因为《三侠五义》风行时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遭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时期的侠客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责任——打击乱臣贼子，维护正统王权。充分表现了作者在封建王朝面临四面楚歌的危势下，油然而生的保清官，保朝廷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所以说《三侠五义》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正统皇权的至高无上，颂扬清官率侠客效命朝廷，符合统治当局利益的行为。于是在晚清社会风靡一时，“惊动公卿夸绝调”。与《水浒传》屡遭统治阶级的禁毁和某些封建文人的斥责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也是因为特定的心态，才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既继承并保持了秦汉以来中国游侠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传统精神，又消泯了向来民间绿林侠客反抗官府替天行道的反封建精神，生发了新的报恩忠君的思想，既行侠仗义，又效命官府的形象，“侠”也有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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