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6期
《围城》的讽刺与幽默
作者：吴大洪
一、 幽默的讽刺语言
二、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在我国，也有一些作品略带幽默。如：《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1]但比起《围城》，未免幽默不足。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伏、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轶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那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
（一）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他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2]，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贞操”[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4]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5]。暴露出李梅亭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6]这些都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快’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7]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富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有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8]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归国途中，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终难成眷属。最后，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时，他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三、 幽默的讽刺手法
四、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一）漫画式的笔法。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一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9]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眼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地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10]这里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