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2期
文言文的特点与现代继承
作者：葛刚岩
尚：文化是语言文字的母体和土壤，语言文字则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作为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深厚的文化精髓，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宗教礼俗、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都包蕴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接受古代文化，就有必要学习文言文，积累丰富的文言知识，否则，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就只能是空谈，甚至会闹出笑话。以“破釜沉舟”为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引申意是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将事情干到底。但对于它的原意，有些人却不甚清楚，以至某大学讲师将其解释为：用破斧子把船凿沉。这就是典型的因文言文基础薄弱而导致的错误。《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派秦军主力围攻巨鹿，项羽率楚军前往营救，由于兵力相差悬殊，项羽引兵渡过漳水后，“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结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楚军各个奋勇，无不一以当十，最终大破秦军，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釜”，是古代的一种炊具，形状类似于锅。“破釜沉舟”就是将做饭的炊具砸碎，把渡河的船只凿沉，以示无路可退，后来人们就用“破釜沉舟”来比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假如读者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功底，知晓它们的来源出处，就会避免以上的笑话。
继承性是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要对前一时代的文化有所继承，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以今天的灯展、灯会为例，这一艺术形式就具有典型的历史沿革特点。据文献所记，早在汉代就有烧灯的习俗，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僧史略》说，每年的元月十五，“汉明帝令烧灯，表佛法大明也”，时间为一夜。到了隋朝延长为三夜，唐朝增至五夜。明初朱元璋时，将灯节增至十夜，成为我国古时灯节的鼎盛时期。清代以降，京城里灯与市合二为一，谓之灯市，十字路口谓之灯市口，每逢灯节，到处彩灯高悬，歌舞升平，“春在京华闹处多，放灯时节踏秧歌”，就是对灯节热闹景象的真实描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灯会艺术在吸取了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举办时间上，除传统的元宵灯节之外，每年八月十五，全国各地还要举办中秋灯展、灯会。在制作方法上，又将传统的制灯工艺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起来，使灯的品种越来越多，内容愈加丰富多彩。事实上，不仅灯节如此，如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等等，都具有这种传承性。这种传承，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民间习俗的历史延展，深层来看，其中潜隐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历数千年得以维系、发展的精神血脉。我们要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发掘其内蕴，除了从民俗方面考察外，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阅读相关的历史典籍，也就是文言文。如果不能利用或者不善于利用文言文这一文化载体，那么，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割断了历史，放弃了文化的传承。
葛：看来，作为华夏民族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信息交流工具，文言文的确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也有继续学习的必要，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认知传统。那么，文言文有哪些特点？时至今日，还具备文言文生存的土壤吗？
尚：文言文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多次嬗变，最后趋于定型，其自身的特点非常鲜明。择其要者来讲，起码有两大特点值得重视：
一是简洁省净。古代的书写工具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在纸张发明前，古人以竹简、木简或帛绢作为书写工具，既昂贵，又不方便，这就要求人们书写时，尽可能言简意丰，用最少的字表达更多的内容，久而久之，言简意赅就成了古人写文章时追求的一种风格。陆机在《文赋》中要求“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幙府燕闲录》中记载，欧阳修供职于翰林院时，一日与同事出游，路见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君试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一条狗卧在大路上，被一匹快速奔跑的马给踏死了。这样一件事，欧阳修仅用了寥寥六个字就表现出来，如果不是借助文言文，恐怕很难做到。再看先秦诸子散文，大都文约义深，少有长篇累牍的泱泱巨制。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共一万三千余字，《孟子》三万余字，《大学》一千七百余字，《中庸》三千五百余字；道家典籍《老子》五千余字；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八千余字。到了唐宋八大家手里，这一特点有了进一步的展现。像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全文仅一百五十一字，却腾挪跌荡，层进层深。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也不过一百六十六字，却写景绘声绘色，纤毫毕见，写情深沉悲凉，令人读后怦然心动。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记承天夜游》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这些篇章言简意赅，易读易记，所以成了传诵千古的名篇。
二是含蕴丰厚，言有尽而意无穷。古人作文，不只注意言辞省净，更追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表达效果。在“意”的表达上，古人已经认识到文字的局限性，《老子》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语言达意不足的缺陷。但在具体的文意表达上，古人不仅没有想办法弥补这种缺陷，反而有意追求心领神会、得意忘言的效果。《庄子·外物》这样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样一种重意而轻言的思想，对后代文人影响甚深。以《世说新语》为例，其中每一篇文字几乎都在简约的外表下包含着丰厚的意蕴，如其《任诞》篇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宒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寥寥三十七个字，却将王子猷爱竹的品性和盘托出，至于他为什么爱竹，爱竹与晋人向外追求自然，向内重视真情、重视脱俗的审美思潮有何联系，全不说破，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类似这样言简意丰、隽永传神的文字，在中国古代散文中不在少数，而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心意微露，欲言又止。杜甫《登高》一诗的颈联极有名：“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后人谓此十四字内含八意，正道出了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
人们提起文言文，总爱说它与现实隔膜，甚至将它与八股文等同起来。其实，文言文并不是与生俱来就远离大众、远离生活的，在早期使用过程中，它既是一种书面语，又是当时人际交流的工具。比如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就部分地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并将上古的《尚书》等典籍作了让西汉人能理解的翻译。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文逐渐脱离普通民众的口语，变得越来越书面化、规范化，最后成了纯粹的书面语，为历代文人学士所遵奉。“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的时代浪潮冲击下，文言文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到了今天，除少数学者私下使用之外，已很少有人继续用它。不过，从局部范围看，在我们今天使用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仍存有不少文言词汇，如“之”、“者”、“其”、“于”、“所谓”、“之所以”等，仍在发挥着独特的意义功能。而就成语来说，存留的文言用语就更多了，诸如“浅尝辄止”、“远交近攻”、“首鼠两端”、“黔驴技穷”、“蝇营狗苟”、“入主出奴”、“痛定思痛”、“大放厥词”、“弱肉强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都是活跃在现代汉语中而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词语，只是人们常期使用，习焉而不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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