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作者：施战军
我们的文学的整体精神，在新世纪并不令人乐观。
最近读到曹文轩先生的演讲文章《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他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遇到了心心相印的判断，将布鲁姆“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布鲁姆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是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并非民主。曹文轩敏锐地发现当下中国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他说，这是一种不能堂而皇之的变态的小恨，既不是英雄主义的大恨，更与文学所必须有的大爱没有丝毫关系。他对目前的文学生态中的文学长势怀有一种沉痛的悲哀：“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①
美国当代学者爱因·兰德也曾犀利地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征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当代社会流行着一种“对道德灰色的崇拜”，它的文学后果就是“主人公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特征——没有德行、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意义，但是，他们在戏剧和小说中占据着英雄的位置，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而展开，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何处也不去。”她还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忠告：“‘灰色’是‘黑’的前奏。”②
我们的文学生态就是这样经常会使人感到莫名的沮丧。
以娱乐资讯为导向的新世纪文学生态，表现为“混乱时代”的对真正文学现场和经典本质的遮蔽，并呈现出“灰色”的文学伦理，以此制造的新文坛正在试图实现对文学的篡位。
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
文学生态，既包括对现有文学发生影响的社会文化评价系统、市场趣味等外在因素，更有参与文学发展并直接导致文学样态生成的创作与批评主体的因素。我们过于惧怕泥沙俱下的市场冲刷，这种惧怕其实恰恰是市场以及媒体最自以为得计的结果，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总免不了为了“立人”和“爱”而质疑工商社会主潮，声势浩大的滚滚红尘便以湮没质疑的声音为能力的显现，于是会培育出一套对基本的人文价值进行挖苦和证伪的说法，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这种市面的强势力量对被遮蔽的不合时宜者的逻辑推理，正如爱因·兰德所看到的，是“基于恐吓的论证”。
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虚弱的表征。也许唯一的办法是从我们每个从事文学的人自身做起——至少，我们对文学应该有正当的爱。
无论当世如何混乱，不被乱花迷眼，始终草枯鹰眼疾，是我们仅有的抉择；作家经典性创造的追望、批评家从史识而来的对经典性作品的遴选权、对文学传统的承传再造意识，决不能放弃。
这种经典性的人文情怀的养护与持守，也正是新世纪文学教育最为切要的职责。
三
文学教育的危机已经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只是在新世纪愈加显得峻急。
早在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曾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栏目下发表了邹静之、王丽、薛毅主要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将近10年过去，我们看到，除了语文课本的篇目有所调整，教学、考试方式不但没有向文学情味有所倾斜，反而更显得烦琐无趣。在僵死的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语文教育对文学本质的消解丝毫没有改善的苗头。从中小学开始培育积极的文学读者和文学写作者的希望，甚是渺茫无期。我们抱怨年轻的读者痴迷青春文学悬幻文学，是因为中小学语文让教学参考书上粗暴划定的单面孔无生趣的“鲁迅”们以及不知所云索然无味的语文练习题和考试卷，彻底败坏了孩子们的胃口。消极的文学教育，坑害了一代又一代本该正常发育的文学读者。他们没有足够的审美涵养，那一点点有关文学的天资也在豆蔻年华被生生埋没。长大后的阅读，只是在习惯了以mp3塞耳、网络交流、音像娱乐、追星这些文化生活之余的事情，而且这种阅读，不是逆反就是跟风，文学生态中最为可疑也最为可怜的祖国文学的失明者兼失常的图书市场的买方主要由他们构成。
唯有的指望是在范围已经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大学文学教育中予以补救，在最后的机会里力图去挽留和塑造真正的文学读者。
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基本体例上还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延续，除非遇到难得的懂得文学魅力的教师，通过教学能够激发一部分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的文学兴趣。
我们现在不妨就大学中文系有关文学教育的基本现状，来进行一番考察。
有过专业经历的人都知道，大学中文系设置课程主要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块，作为两大块之一的文学课程又切分为若干小块，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及中国文学，这些课目系统地支撑起有关文学的学养基础，而在中国文学这一小块中，历来有重古代轻现代的传统。关于高校中文系的学问金字塔，多年的说法是：搞语言文字的瞧不起搞文学的，搞理论的瞧不起搞文学史的，搞古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近代文学的，搞近代文学的瞧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搞当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当前文学批评的。然而与文学生态有最直接关涉并与新一代文学读者和写作者形成最为密切关系的课程，可能就是当前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据说，有为数不少的高校中文系并不开设这样的课程。可以理解，在强调学术数字化指标的当下，最没学术含量的教学和研究课题不做也罢。
大学教师的基本岗位设在“教研室”，但是，学校对老师们的评价标准主要在科研方面，对一个老师来说，有没有科研项目、项目是哪一级别、经费多少，每年发表了多少CSSCI论文等等，就意味着评职称、做导师、拿津贴和评优；至于教学，只要满足了学校要求的基本工作量就可以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投入全凭自己的良心。笔者所供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新世纪干脆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事实上大家还是从事和原来一样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是从这样的名称上看，所谓文学教育，似乎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职业伦理。
其实，必开的当代文学课程，应该包含有对当前文学评论分析研究的成分。但是，我们看到，普遍的现象是，本应最活跃，可以在文学现场发挥学理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教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处在可怕的消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