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作者:施战军




  一种表现为消极坐享。很多人是觉得面对混乱的局面无从下手,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便只好回到“史”的反刍,并逐渐获得了堪称奇妙的优越感。等待现成的“名作”、“经典”,远离文学活体,规避文学现场,把文坛交出去,美其名曰做当代文学史研究,使得他们的教学也丧失了对文学现场的勘探和衡估功能,更不要说发生影响了。消极也就罢了,还要坐享其成。对文学生态问题采取不作为态度,一方面整理总结性地分析已经得到公认的佳作和现象,使已有的他人观点条理化,预备写入由自己“著”的“文学史”,获得胜券在握的“学术权威”的自我感觉,同时以“史家”的学术研究的“严谨”、“持重”,表里如一地瞧不起给他做足了“前期案头工作”的文学批评的“赶潮”、“活跃”——只喝批评的奶,却瞧不起奶妈,从不吃文学的草,却总是摆出有一身毛管发亮的学问的牛样子。
  还有一种表现叫做消极参与。同样适用于任何时代,不去认真地沙里淘金爬梳作品,而是根据媒体小道消息恶骂正在进行的文坛,爱谁谁砍瓜切菜一锅煮,这真还是一个最省事的“正确”选择,有人身攻击可干,无人身风险可言。遇到某个机会可能一下子就会成为混乱时代的“英雄人物”,从而以“小恨”之心赢得小名声,摇身一变成为积极与资讯合谋的机会主义者。
  我们看到,无论是当代文学教师还是博士生硕士生,整体上都在把当代文学推向一种“消极实学”,貌似科学家一样深沉务实,并以注释显学问,论文好像非常卖力地跟古代文学、语言学较劲,比谁的注释多。至于他的选题究竟有何学术价值,不必询问,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比正文少多少的成百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就等于告诉了你:这就是价值,看不出来说明你没学问。
  对文学传统的经典性理解和对文学流程中的准经典的指认,并以此构成史识的敏锐,对当代文学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其实并不爱文学,也根本没兴趣知道文学的意味和魅力何在,责任更是无从谈起,没有感觉,不辨黑白,甚至连“灰”的道德态度也看不出来。
  面对高校当代文学教研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消极教育现象,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对现有的体制和评价体系的僵死,我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把文学教育当成职业伦理,并将之具体地用心地实践于教育环节。
  把值得用于教学的作品拿到教学现场,让学生对原作发生阅读兴趣,并积累鉴赏经验,而不仅仅是总结和灌输现成的观点,应该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艾略特在给成人夜校讲课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只有两种办法来引导学生正确地喜欢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向他们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关于一部作品的比较简单的事实——作品的情况、背景、起源;要不然就是向他们突然提出一部作品,使他们来不及对它产生成见。”③他反感并非出自个人阅读而人云亦云的轻巧浅表的复述,二手的文学批评资讯也不能轻易相信。对于文学接受者来说,只有来自作品以及与作品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引发最鲜活也最珍贵的文学感应。从方式方法上看,艾略特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
  文学教育的指归,应该是以史识穿透文学现象,并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也养成从怀疑到确定的法眼,并最终具备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得到发挥的史识。可是,在今日的情境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要在事先就储备下太多太多的勇气的,因为这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的大学,产业化风气和市场氛围的愈来愈浓重、不合理的评价体系等等严重影响了教研人员本该始终拥有的独立探索精神和意识。按理说,以文学的学院标准和权威,在大学中文系这样的该是相对纯净的文学领地,是民族文学甚至是整个社会优雅的心脏,它所输送的纯洁血液,应当足能养成与混乱的文学生态和病态的文学肌体相抗衡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心力面临衰竭,起码现在,我们还感觉不出这样心跳所显现的足够的权威性力量。
  新世纪刚刚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参考文献:
  ①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粤海风》2006年第3期。
  ②《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第76页,(美)爱因·兰德著,秦裕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8月版。
  ③(英)托·斯·艾略特《批评的功能》,罗经国译,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第1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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