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语言表述与认知心理
作者：储泽祥
3.“农民伯伯”与“昆明四季如春”
我上的小学是复式小学，全校二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包括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我们喊老师都不带姓氏，直呼“老师”。上初中老师多了，要“王老师”、“汪老师”、“郑老师”地喊。一开始很不习惯，似乎带了姓氏显得不够亲近。我当了教授以后，总有一些人喊我“教授”，意思是尊敬我，可是在我的观念里，“教授”是职称，不是称呼语，我总听不习惯，老提醒别人不要这么叫，时间长了效果不佳，自己也烦了，叫就叫吧。有时候想一想，我总比孩子们幸运。孩子们泛称农民、解放军、警察、工人，似乎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农民伯伯”、“解放军叔叔”、“警察叔叔”、“工人叔叔”。解放军给人的印象总是年轻的小伙子居多，泛称叔叔是可以接受的，但农民有老有少，为什么农民不叫叔叔？不信你试一试，叫“农民叔叔”还真有点儿陌生感。仔细琢磨，这跟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的宣传有关，那时候的宣传画上，解放军、工人都显得年轻，农民总是年纪比较大的样子，给大人、孩子们的印象就是农民的年纪大一点，要喊伯伯。雷锋要是活着，我也得喊他爷爷了，但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喊“雷锋叔叔”，那个画像上的永远年轻的雷锋叔叔。我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也许在不断延伸，但对称呼雷锋（“雷锋叔叔”）的认知，却一直停留在他牺牲的那个时候。
说到认知对称呼的影响，不能不说恋人的称呼。我们已经习惯的说法是“情哥哥”、“情妹妹”，不会说“情姐姐”、“情弟弟”，因为中国传统婚姻的年龄认知标准是男大女小，农村里更是如此。
人们的认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再向外界投射。人们把头、脚等的身体结构投射到山、墙等事物之上，可以说“山头/山顶”、“山脚”、“山腰”，也可以说“墙头”、“墙脚”。人们脸部的正面朝向为“前”，投射到别的事物身上，房屋、大楼的正大门方向为“前”，车正常运动的方向为“前”，人面对山、树等的方向为“前”，“前”确定了，“后”就好办了。我国的傈僳族，称呼长辈时，在称呼词语的前头加个“a”，表示尊敬和亲昵，这种称呼法也从人投射到一些牲畜和常用的生活、生产物品上，如在表示马、牛、鸡、刀、南瓜等事物的名词前也加上“a”，表示这些事物是傈僳人生活中的亲密伙伴。人们所处的时空环境，也是认知的基础，并成为认知别的时空的参照。我国的羌族从汉代起就生活在岷江上游的高山河谷之中，河流的上下游是羌族人民认知方位的重要参照，这种方位意识也投射到动作动词之上，如在表示喝、吃、吞、吮、泻的动词前边，都用上一个表示“向下游方向”的词缀。我们谈论气候时，常说到：黑龙江冬季严寒漫长，春、夏、秋三季短促；海南长夏无冬；昆明四季如春。这些说法，容易把人搞糊涂，春夏秋冬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原来，四季并不是这些地方的先民的认知结果。人类文化进步最快的地方是北半球的温带，这个气候带的先民对一年内气温的变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人们按照对气温的不同感受，把一年分成了四季，再以此为认知参照，去评判寒带和热带的季节，才会形成“昆明四季如春”之类的说法。
4.地龙、五谷虫和“不含添加剂”
我们常常听见“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人们对人、对事总有一种习惯的看法，家应该是个什么样，人应该是个什么样，鬼应该是个什么样，不一定说得清楚，但人们心目中有个比较一致的认同。某些看法或认同如果在孩提时代就形成了，就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童年应不应该都是快乐的，值得认真考虑。但童年的快乐比痛苦多一点，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是有利的。这是题外话。
我念中学的时候总以为大学教授应该是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穿着西装、皮鞋，拎着装有书本、讲义的皮包，拄着拐杖，文质彬彬，谦虚随和，等我上了大学，才发现这样衣着打扮的教授很少。在一般人眼里，大学老师应该是大方稳重、文明礼貌、谦和亲切、知识丰富的人，一旦看到大学老师们买小菜讲价、为职称和房子争吵，就觉得不像个老师。人们对老师的认知，近乎“圣人”标准，如果老师们总是以常人来要求自己，犯常人会犯的错误，老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一落千丈。其实何止是对老师的认知，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习惯的看法，有时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
蚯蚓和蛆虫都是清热解毒的良药。有个药师卖这两种良药，打了个广告：“本店专售清热解毒良药蚯蚓和蛆虫。”顾客们不但不买，还议论纷纷。“蚯蚓到处都是，不希罕！”“蛆虫脏兮兮的，谁敢吃！”药师的妻子劝道：“药是好药，就是名称不好，改一下吧。”药师苦思冥想之后，把广告改了一下：“本店专售清热解毒良药地龙和五谷虫。”“龙”在人们心目中是神物，神奇珍贵，“五谷”是活命的养料，五谷虫是吃五谷长大的，既不脏也无毒。改名之后，良药被争购一空。
药师利用了人们的习惯看法，把“龙”、“五谷”这些人们喜欢、放心的字眼安在药名上，放到广告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告的确能反映出人们的认知心理。我们可以在食品或饮料包装袋上看到“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的字样，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某些商家常在食品或饮料里放添加剂或防腐剂。包装袋上标有“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这些字样，跟说“男司机”是一个道理，也是为了对比、突出。
对于商品，消费者心里总有一杆秤。传说三十年前有个人开了一家鱼店，并在店门口挂了一块招牌：“新鲜的鱼在此出售”。一个人走进来说：“难道有人要买不新鲜的鱼么？”店主人觉得有理，便将“新鲜”二字去掉。又有一个人来到店中，说：“难道你还在别的地方卖鱼么？”店主人也觉得有理，便将“在此”去掉。又一个人走进店里，看了招牌说：“‘鱼出售’？难道还有什么人会免费赠鱼么？”店主人又去掉了“出售”二字。又有一个人走进来说：“瞎子也能远远闻见鱼腥味，知道这儿是卖鱼的，招牌上的‘鱼’字有什么用呢？”于是店主人拿下了招牌。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白。一片空白最接近人们对商品的认知：鱼是新鲜的，在这里出售。现在因为有人卖假冒伪劣商品，卖不新鲜的鱼，人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所以卖鱼要昭示“新鲜”，用“专卖”或“专柜”表示别无分店、谨防假冒。“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新鲜”、“专卖”或“专柜”都是突出的标记，有标记是不正常的，因为常规的、认定的东西遭到了破坏，只好加上标记来突出、说明。
加标记来对比、突出，的确是人们常用的手法。在湖南邵阳话里（属于湘方言），爹、妈分别说做“爷”、“娘”，儿子说做“崽”，但把干爹叫做“亲爷”，把干妈叫做“亲娘”，把干儿子叫做“亲崽”，媳妇背称婆婆为“家娘”。其实“亲”、“家”这些语素，主要是对比、区分，是个标记，并不是真的“亲”、真的“家”。没有标记的称呼，反而比有标记的称呼要“亲”、要“家”。
5.“我儿子”与“你儿子”
常言说得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做父母的大多都有一个潜在的意识：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孩子要听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指望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或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这种认知即使在全社会都有共识。自己的孩子可以打骂，只要不到虐待的地步，不会犯法，但老师打学生、大人打别人的孩子就犯法了。法律书上没有规定父母也不能打孩子。“父母拥有孩子”的认知，表现在语言上，常常不用“的”字，如“我儿子”、“我女儿”。其实有血缘关系或长期亲密相处的人，都倾向不用“的”字：“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妹妹”、“我姑姑”、“我舅舅”、“我爱人”、“我女朋友”。如果一定要加一个“的”字，如“我的爸爸”，就显得有些生分。认知心理与语言表述有个相当一致的地方，即牢固拥有不可让与的、情感上亲密的，语言表述时也要紧靠在一起（所以排斥“的”字插在“我”与“爸爸”之间）。血缘关系不可替换，可以替换的东西，就倾向用“的”字，如“我的车子”、“我的铅笔”、“我的客人”，如果不用“的”字，单说时就不好接受，如回答“这是谁的车子”时，你一般不能省掉“的”字，说成“我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