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文革时期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征
作者：徐燕琴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利用一些优秀京剧作品一手炮制出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文化产物——样板戏。这些样板戏主要指的是《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等九出京剧现代戏，它们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对艺术进行强行干预的典型产物，是极左思潮在艺术上的典型反映。当时在中央乐团任钢琴独奏演员的殷承宗尝试把京剧曲调和钢琴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在1968年7月1日这一天，他与京剧演员钱浩梁、刘长瑜等合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在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演出，获得了高度赞赏。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等人和殷承宗、钱浩梁、刘长瑜的大幅合影照片。因此殷承宗名声大振，红极一时。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取得了样板戏的地位，[1]钢琴从此获得了新生，自此在“文革”中被查禁的钢琴又开始活跃在中国艺术舞台上。
从这时起，一些钢琴作曲家开始依托中国优秀音乐曲目的旋律大胆进行探索，结合先进的西方音乐作曲技法和钢琴这一乐器的独特音色，逐步摆脱西方钢琴音乐的影响，充分挖掘出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声语汇，创作出了具有十足中国味的钢琴作品，钢琴改编曲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艺术舞台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这一时期的改编曲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以前的改编曲，尤以器乐曲的改编较为突出。这些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与以往中国钢琴作品不同的艺术特征：
一、改编成为主要的创作形式
钢琴改编曲，是指创作者对既有的歌曲或器乐曲，在保持原曲相对完整性的情形下，改编为钢琴曲。在那个思想被禁锢、中国大地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样板戏和语录歌的特殊时期，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有自由创作的意图，否则就很可能会被冠以各种各样荒唐的罪名。这一时期钢琴作品的唯一创作形式就是改编。因此从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作曲家们对一些优秀的传统古典乐曲、民歌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当代歌曲进行了改编。在这片有限的天地里，作曲家们充分利用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结合现代西方和声技法和变幻多端的钢琴音色，创造出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钢琴改编曲。
改编的类型主要为古器乐曲改编和民族声乐曲改编两种。比如《百鸟朝凤》是对鲁西北唢呐曲的完美改编，又如《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就是典型的民族声乐曲改编。这一时期的改编曲数目之多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填补了文革期间中国钢琴作品的空白，也使中国钢琴改编曲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创作曲目有：由京剧改编的有储望华的《甘洒热血写春秋》[2]、赵晓生的《家住安源》、刘诗昆等人的《战台风》、朱工一等人的《南海八女》。由器乐曲改编的有黎英海的《夕阳箫鼓》、储望华的《二泉映月》、陈培勋的《平湖秋月》、殷承宗等人的《十面埋伏》、王建中的《梅花三弄》、《百鸟朝凤》和《彩云追月》等。由民歌和革命歌曲改编的有储望华[2]的《红星闪闪放光彩》、王建中《陕北民族钢琴独奏四首》和《浏阳河》、崔世光[2]的《松花江上》、储望华的《南海小哨兵》、周广仁[2]的《陕北民歌主题交奏曲》和《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殷承宗[2]的《北风吹》、崔世光《夫妻识字》和《就义歌》等等。钢琴改编曲突破创作形式的单一化，极大限度的增加了改编的类型，成为文革时期钢琴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具有鲜明形象和象征意义的音乐标题
音乐作品中的标题是“通过语义信息使人们对特定音乐信息作有约定的有意定向联想，从而间接表达具象、概念和情节内容。标题和语言文字的提示是其主要形式之一。”[3]如前所列，“文革”时期的作品基本上采用原曲的标题，较清晰地指明了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和思想感情。具有鲜明形象和象征意义的乐曲标题一方面对于启迪演奏者的乐思、诱发欣赏者的联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人民群众容易理解接受；另一方面，也利于钢琴曲顺利通过“四人帮”残酷而荒谬的文艺审查“法网”。
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共分四个乐段：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保卫黄河。这四个标题与乐曲的旋律走向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乐章都变得性格鲜明，大大激起了欣赏者的情感共鸣。并围绕着“黄河”衬托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非常振奋人心。《百鸟朝凤》这个标题则十分简单明了，就是要通过对各种鸟鸣声的模仿和对生活场面的塑造来抒发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而二胡曲《二泉映月》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大家对它的创作者、创作背景，甚至音乐旋律都非常的熟悉。这足以给听众们提供一个联想的空间。
这些音乐标题要么侧重写景，要么侧重写情，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深意，并且与作品的内容紧密相连。同无标题音乐相比，具有鲜明形象和象征意义的标题音乐更具有启发性和联想作用，因此整个作品也更易于理解，使听众能更好地与作品进行交流和沟通。
三、中西结合的音乐旋律
旋律是音乐的基本要素，音乐的内容、风格、体裁、民族特征等都首先从旋律中表现出来。《辞海》是这样定义旋律的：旋律——亦称曲调，指若干乐音的有组织进行。其中各音的时值和强弱不同形成节奏；各音的高低不同形成旋律线，并往往体现出调式特征，表现一定的音乐意义。线性旋律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这也是中国音乐作品的一大特征。其根源是中国的语言对其的影响——音乐是语速、语音、语调甚至句歇等语言因素的抽象。[4]因此中国音乐的旋律具备了语言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特点。
在如何体现中国乐曲的旋律风格特色这个问题上，作曲家们并不拘束于传统的西方钢琴技巧和和声手法，而是根据中国作品的需要进行新的改进，大胆的将民族音乐元素吸纳进钢琴音乐中，从而更好地衬托出旋律部分。从这些改编曲中可以明显看出，作曲家基本采用原曲旋律和曲式结构，他们努力的去寻求最好的创作方式，探索最适合改编曲目的和声语汇。其中以器乐改编曲尤为突出。
众所周知，《二泉映月》是一首传统二胡曲，为民间艺人阿炳（华彦钧）在街头卖艺时拉的乐曲。曲调时而低声哀怨、时而悠扬婉转、时而热情奔放，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深深的烙在广大听众的心里，是二胡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将它改编成钢琴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丧失了二胡独特的音响效果。但是在储望华的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中，钢琴那宽广的音域、优美的音色、大幅度的力度变化，以及由美妙的和声构成的丰满的钢琴织体，都对旋律作了最有力的烘托。并通过和声色彩的细致变化，细腻而准确的表达了原创者的思想感情：一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他们对罪恶社会的控诉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情感不仅都在改编曲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旋律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和明显。这一点明显是二胡原曲所不能及的，这也不是单音音色所能体现的艺术魅力。对于这首改编曲，魏廷格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那丰满的和声、深情的复调，将单声陈述中言犹未尽的满腹思绪——那种难言的凄苦，对人生深切的感触，倾诉了出来”。[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