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文学的互文性和无事乱翻书
作者：孙文宪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就都知道了应该用“表现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来理解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是在读了《自嘲》全诗之后，我却对这种说法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且不说《自嘲》一诗几乎全以反讽的语调写成，句句都是正话反说，把其中一句说得那么严肃，与全诗语境不符；就是从用词上讲，“孺子”的意思是“小孩子”或“年轻人”，鲁迅用这样的词语指代他心目中很高大的“劳苦大众”，似乎也难以说通。后来翻阅鲁迅的日记，在1932年10月12日这天的记载里，发现他在为柳亚子写的《自嘲》条幅上还有这样一段话：“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交代了《自嘲》一诗写作的大致经过。“达夫赏饭，闲人打油”，是指几天前郁达夫夫妇与其兄嫂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和林徽音吃饭。席间柳亚子向鲁迅索诗，于是鲁迅写了《自嘲》一诗相赠，并自谦是“闲人打油”，意思是《自嘲》只能算打油诗。这些内容都可以在鲁迅日记里找到。这段话中还不清楚的内容是，鲁迅所说的“偷得半联”才“凑成一律”的“半联”是哪半联？这半联又是从什么文本中借来的。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找到这“半联”对理解《自嘲》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出鲁迅暗示的与别的文本之间的这种互文关系，我们很难说自己理解了《自嘲》的寓意。可是翻看了许多书，都没有找到与《自嘲》有互文关系的文本，只好作罢。没有想到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许多事情，有时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一次乱翻书时，我意外地在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里，遇到了鲁迅所说的那“半联”。
《北江诗话》卷一第五十七则，有这样一段文字：“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原来让鲁迅“凑成一律”的那“半联”是“饭饱甘为孺子牛”！钱季重借此坦言了他对儿子们的溺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寓意显然和“狂士”钱季重所写的这半联相关。以此来读解鲁迅的诗句，其意思无非是说，他根本不理睬那些以溺爱儿子来攻击自己的言论。由此来看，可以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和《自嘲》全诗的蕴意及风格是一致的，它表现了鲁迅不媚世、不从众的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
乱翻书对互文关系的发现，不仅给阅读带来许多乐趣，更重要的是，它还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也是最有成就的中国批评家，在我看来就是钱钟书先生了。
几乎所有读过钱钟书著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喜欢旁征博引，用随手拈来的各种文献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阐发文本的蕴意。不仅如此，从钱钟书的旁征博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对资料的阅读和使用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更注意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鸡零狗碎、不成气候的小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许多“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著述，“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大约就是这个原因，“乱翻书”成了钱钟书阅读的一大特色，他常用一些从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被人忽略了的材料来阐述问题。这使他对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追溯，往往能见人之不见；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也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手边有个现成的例子，刚好可以拿来说明钱钟书在文学研究上的这种特色：
韩愈《归彭城》诗里有一句“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前人解释这句诗时，一般都认为和佛教文化有关，更有人引经据典，用佛教文本《大智度论》中“以皮为纸，以骨为笔，以血为墨”的文字，来说明韩愈的诗句和释典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但是钱钟书却认为，这种以词句在表面上的类同来确认文本指涉关系的做法未免牵强，理由是它完全忽略了韩愈为人为文的特点。钱钟书说，“韩愈反佛教出了名，免不得就有和尚做翻案文章，说辟佛的韩愈也参禅信佛，也少不了有笺注家在他的诗里找出暗用释典的词句来”。因此拿他们的话来理解韩愈，在钱钟书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钱钟书认为，这种仅根据字面上呈现的显性关系去寻找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是否有联系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我们对文本互文关系的确认，以至造成对文本意义的曲解或误读，更何况还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刺血为墨，剥肤为纸”是六朝以来中国文人在讨论佛教问题的文本中经常使用的话语，也是人们以身体来比喻“文房四宝”时很容易产生的联想，这说明“尽管不读佛经，一个人也会知道这个流行的佛教成语”；“尽管不受到印度的外来影响，一个人也会有那种想象。”这些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让我们以佛教文本来理解韩愈诗句的努力成为一厢情愿甚至自作多情。
以明显的文字联系引出的互文性不足以解释韩愈的诗句，钱钟书便以“了解之同情”的心理阐释，以他博览群书的所得，给我们梳理了另一条可以对“刳肝以为纸”做出更合乎情理解释的互文线索。他说，“在这两句诗里，韩愈并非引用释典，而是极力避免释典”，“但是，除了皮肤，身体里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纸张呢？从纸张想到‘褚叶’，从‘褚叶’联想到中国古医书里所谓‘肝叶’，——《黄帝难经》的第四十一难不是说么：‘肝独有两叶——应木叶也’？就此拼凑出那个很费解、极不浑成、毫无现实感的句子‘刳肝以为纸’来了！”这个说法体会到了韩愈的难处，以他为了避开释典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为依据，确有它的道理。但是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为了解释文学文本，给“刳肝”一个说法，钱钟书竟然从一本古医书里去寻找根据。在某些人看来，翻书翻到这个程度，几乎已经不能用“乱”来形容了，这简直是在钻牛角尖。不过对互文性理论来说，如此操作并不为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揭示文本意义因为互文关系而不断“延异”的特点。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具有解构特色的互文性理论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会因为复杂的互文关系而形成持续流变的不确定性，其源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意指过程。所以在阐释文本意义的实践中，互文性理论主张在追溯文本的互文关系时，尤其需要关注文本意义衍生和流变的踪迹，在一种开放性的互文关系中去阅读和理解文本。所以，为了寻找流变对意义的影响，翻书也因此不能局限于明显的互文关系，更不能画地为牢，囿于某个专业领域。当然，这也不是说对文本互文关系的梳理要没完没了地穷追下去，钱钟书的解释其实是有“度”的。对于他来说，限制文学研究不能把互文关系无限推衍下去的那个“度”之所在，就在于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否能够既不偏离文本意义形成的各种条件，又能丰富和深化对其意义的理解。钱钟书以古医书的说法来解释韩愈的诗句，所以可以接受，就是因为这个解释是靠“刳肝”之说的奇奥和韩愈反佛教的史实建立起来的。这说明钱钟书为了追寻互文关系的“乱翻书”是以文本提供的依据为前提的，其源于韩愈“刳肝”一词的生产语境，属于走出学科局限、打破习惯思路的“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