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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
作者：陈宝琳
诚然，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的确令人心生同情，但是面对这些现代启蒙者认为只要通过质疑就有改变认识进而改变命运的可能这一现状，祥林嫂却显示出了麻木、迟钝。她短暂一生的努力与其说是在和命运抗争，还不如说只是为了求得社会“合法性”言行标准的认同！沉重的奴隶意识和深刻的愚昧迷信使她越是循规蹈矩想努力获得走进秩序中心的资格，越是不断地被同类衡量、排斥。这种病入膏肓、尚无自觉、难以自拔的惨痛现实怎么不让人由最初的同情进一步地心生愤怒、倍感悲凉？因为对于礼制的恪守、对于宗教的虔诚也许可以安慰人，但这并不能保证对他人的爱和宽容，自然也就不能必然使人幸福。正如祥林嫂对于魂灵的执著追问，在这一点上，她可以存在同柳妈甚至鲁四老爷进行交流的薄弱基础，但是，交流的结果只能更加严酷地摧残一个将死的人，丝毫不能将她从死亡的冷酷中拉出。
小说细致的描绘深刻地说明了祥林嫂最终走向死亡的个人原因——灵魂的自食，小说同样清晰地体现出其最终走向死亡的社会原因——来自鲁镇的“排斥”，表达了“我”失望的忧伤。
祥林嫂一再回到鲁镇，是因为她无处可去，无以为生，也因为她希望成为熟悉她的鲁镇中的一员。但无论是上层的封建权势者，还是普通的群众都以相同的冷酷排斥着祥林嫂。鲁四老爷固守着自己的等级思想，维护着自己的等级权利，拒绝着不断自我救赎的祥林嫂；鲁镇人固守着传统的思想意识，玩味着渴望理解的祥林嫂的悲痛。他们联合起来把祥林嫂置于“孤独者”的位置，毫不留情地使他成为“祝福”时节里第一个“祭品”。这种毫无人性的漠然抹杀使“我”清楚地看到悲剧制造者的总体面貌，印证了自己在特定时代的忧患意识，那便是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社会里，传统文化作为维系封建机制正常运行的纽带，不仅催生了维护封建机制的上等阶级人种，也麻痹了下层劳动者的生存神经，他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对人性、对自我绞杀的强大力量。同时，在丧失自我个性与人性的基础上，导致整个社会机制失却了鲜活的生命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在启蒙文化的熏染中较为自觉自主地去完善自我、启蒙他人、拯救社会。但年底的返乡之行给了“我”一种无形的重创，使“我”最终因为失去了启蒙的可能希望而生出悲凉之意。
再者，于“我”而言，在自我反省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孤独和苍凉。
“我”这个现代启蒙者在旧历年底祝福的热闹气象中回到了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暂时寄住在本家鲁四老爷家里。在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祈求来年幸福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回到阔别已久并无亲人的故乡？毫无疑问：“我”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几乎无路可走，回到故乡是为了求得精神与心灵的双重抚慰。但是，故乡依然如故：鲁四老爷没变、鲁镇的其他人也一样，甚至连“祝福”也一样没变，思乡带给“我”的是更大的失望。不仅如此，“我”与祥林嫂的相遇也成了促使“我”再次离开的推动因素。
在小说的结尾，“我”深深地感到，祥林嫂的悲剧是不能够触动宗法制社会中的人与物的，祝福时节飘扬的雪花迅速掩埋了祥林嫂倒毙街头的尸体，让一个显见的悲剧消失的无影无踪，鲁镇人践踏着祥林嫂的尸体在爆竹声中迎接祝福，消解掉了我的不安与疑虑，这种淡化悲剧的写法让人清晰地感受到“我”内心深处的愤怒与震撼，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我”内心的无奈，因为，祥林嫂的死更加深了“我”作为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使“我”陷入了更深的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所以，在故乡“我”不可能找到任何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也不可能寻求到情感与行为的同路人，只能在孤独中再次离乡，寻求“别样的人们，别样的路”，即使“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即使只有我一个”，那种无奈与孤独感溢于言表。
四、结语
综上，《祝福》用几乎无事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五四”启蒙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全面突围。一个具有启蒙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介入到一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的人生故事中，并且使其散发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力量，是因为这个下层劳动妇女的人生遭际牵出了一个“20世纪中国黑暗铁屋子”的文化堡垒，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我”在对国人及社会的忧患意识支配下，空有敌视这一堡垒的批判思想意识，却无砸碎堡垒、营救出求生者及自我的希望，只能在犹疑彷徨、虚无颓丧中以“过客”般地前行来确证自我！这正是《祝福》所具有的厚重的文化意义，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自我身份意识的自觉建构！
注释：
[1]转引：钱超英《身份概念和身份轶事》，《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4月第2期。
[2]钱超英：《身份概念和身份轶事》，《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4月第2期。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李欧梵著，李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湖南：岳麓书社，1999年版。
陈宝琳，女，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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