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
作者：陈宝琳
本文尝试从文学作品层面入手，分析现代启蒙文化语境中鲁迅小说《祝福》中“我”这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
一、导语
《祝福》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隅——鲁镇为背景展开创作，小说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各色鲁镇人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返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揭开了各自的面纱。就作品的结构设计来看，《祝福》中的“我”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情绪结构对象，它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使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推敲，作品中的“我”具有两种文化意义：作家创作时一种不完全的自我化身、社会特定文化语境的凝结。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里的一名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我”间接还是直接地接触到祥林嫂，都抹杀不掉“我”对她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是鲁迅自我解剖式的批判，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因为“身份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意义方案”，“如果我们要对身份问题有足够的省察，对从事这种省察的主体的警觉，即知识者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缺少的”[2]，所以，与祥林嫂灵魂的“对话”中，“我”把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诉求——文明批判意识与悲凉孤独意识全面展现了出来，体现出作家及社会启蒙文化对普通下层劳动妇女这一素材的独特价值判断，如此一来既增添了祥林嫂生动的形象意义，又加深了《祝福》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文明批判意识
《祝福》是受双重文化影响的鲁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时的观感。投射到作品中，“我”是一位离开故乡鲁镇，去探求新人生的“新党”知识分子。当“我”带着新思想返身去体验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鲁镇的人与事时，自然因为带着启蒙时代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引发出更深的感悟。
面对鲁四老爷，“我”从骨子里充满批判与鄙视。在鲁镇，作为“新党”、“异类”的“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外来者，“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则是固守传统的权势者。“我”和他之间仅靠血缘和记忆联系在一起，有着源自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利的最根本的冲突，这是旧时代矛盾冲突的焦点之所在！见面后鲁四老爷大骂“新党”的发泄和书房的讽刺性陈设让“我”看到了一个礼教恪守者所谓的尊严、稳重与世故。
这种认识判定在祥林嫂的遭遇中得到确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封建礼教这一核心话语的创造者和最强烈的维护者，鲁四老爷时刻以“秩序中心话语”作为处事哲学。具体来讲，他主要以寡妇禁忌、家长制和祭祀礼制为标准来衡量祥林嫂的是与非。两次守寡来鲁家做工的祥林嫂多次使鲁四老爷皱眉头，因为她是寡妇，尤其第二次守寡简直伤风败俗，此其一。其二，祥林嫂的婆婆到鲁镇抢人，鲁四老爷尽管认为此事“可恶”，有悖于上下尊卑，但仍以中庸平和的态度淡然处之，是因为这符合封建家长制。其三，再度守寡的祥林嫂被拒绝染指祭祀的准备活动，并不是她没有先前麻利，而是因为其“不干净”，不符合祭祀礼制。进而，祥林嫂死于“祝福”时节被冠以“谬种”唾骂之，同样源于这不合时宜、大煞风景。在一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的命运里，“我”敏锐地洞悉了一个封建权势者内心复杂的文化世界——所谓“合法”的理学规范是无视人间正常的温情的。所以，在隔膜中“我”自然表露出对这一内心文化世界的抵触，并将憎恶的情感蕴含在对“鲁镇”的急切逃离中。
此时的鲁镇实际上是沉积着传统封建文化的中国社会的象征性缩影。传统封建文化麻痹着鲁镇人的神经。“我”回到鲁镇，看见他们“年年如此，家家如此”都忙着准备“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就感到沉闷和窒息，并显示出想要离开的急切，这暗示着“我”对这种文化氛围的抵制。更何况，祥林嫂又死在这种鲁镇氛围中。所以，在繁响与朦胧中“我”清醒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可以这么说，对鲁四老爷和他的鲁镇，“我”体现出无法融入与认同的逃离！正如王富仁所说：“《祝福》中的‘我’无力拯救祥林嫂，但他却是小说画面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的痛苦命运，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感情，对鲁镇保守、守旧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人物”[3]。因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传统及其文化机制对“人”的束缚与改造能力，在鲁四老爷及其固守的文化堡垒的强力“辐射”下，“我”不仅为国家及国人的命运感到忧虑，而且为自己能否保存清醒的认知及战斗力感到担心。所以，“我”只能以“逃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愤懑。
再者，面对祥林嫂的婆婆、柳妈、卫老婆子之流，“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论身份、论地位都不及鲁四老爷，但是却能够将祖上传下来的一套根深蒂固地刻在脑海里并付诸实践，或者公然用家长制的权威践踏一个无助者的尊严，牺牲其所谓的“贞节”换取现实的既得利益；或者于盲目的迷信中在黄泉路上推了无辜的祥林嫂一把，无意中维护着等级社会的礼制规范，担当起封建权势者“吃人”的帮凶。对他们无知地维护封建礼制规范、无畏地践踏人性，“我”深感痛恨，同样持一种批判态度！
如果说，《祝福》通过鲁四老爷等人同祥林嫂之间的必然联系体现了“我”自觉的批判意识，那么，不容忽视的是，作品同样通过“我”与祥林嫂之间并不必然的联系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的批判态度。
或许，祥林嫂的死“我”不应该负责任，因为那是传统社会中各种力量合力“吃人”的结果。但在突然得知祥林嫂惨死在祝福时节里时，“我”想要急切地离开鲁镇恐怕除了鲁四老爷及鲁镇给“我”带来的不安，就是祥林嫂之死给“我”带来的沉重。因为，祥林嫂临终前充满希望地向“我”提出了“灵魂”与“地狱”的三问，惶惑中的“我”给予她一个并不明确的答案，最终让她带着困惑死去。对此，“我”有自己的思考：祥林嫂“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从迷信出发的，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4]于祥林嫂而言，探求人生终极问题并不能显示其思想的深刻性，因为她的本质意识中只有愚昧无知，急切地发问只不过想解脱内心深处的惶惑，但是作为现代启蒙主义者，面对启蒙的可能对象祥林嫂的发问，“我”深感到只有忧患性认知而不能根本解救其精神痛苦的无奈，这于启蒙者自身来讲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所以，“我”近乎不负责任的回答是在无形中给了恶浊的杀人社会以一臂之力，对此，鲁迅以“逃离”的方式给予了严厉的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内在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的自我反思。
至此，《祝福》耐人寻味地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社会道德的批判、对自我灵魂的批判交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全面的社会文明批判意识的整体面貌。
三、悲凉孤独意识
《祝福》通过“我”对鲁镇的现实人生作了近乎全方位的审视，并由“我”的社会思考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文明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当“我”实际接触到“鲁镇”这一亟待启蒙与改革的对象时，作品又流露出了现代知识分子悲凉孤独的文化身份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鲁镇这一传统文化堡垒以及沉睡于其中的人，一是外来的负有社会启蒙职责的“我”自身。在看似对立的人物层面上，流露出不同内涵的悲凉孤独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