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杂谈《读书杂谈》
作者：钱理群
一、“随便谈谈”
鲁迅在演说一开始，就点明自己是来“随便谈谈读书”。这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并无特别的设计，也无深意，不过是“忽而想到”就“随便谈谈”。下面谈到读书时，鲁迅也说要抱“随随便便”的态度，不要一本正经地摆出一个读书的样子：“我在读书了！”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谈读书的，题目就叫《随便翻翻》，这都是在强调，无论演说，还是读书，都不要端架子，要自自然然地，兴之所至地讲和读。其次，还要强调，因为是“随便谈谈”，所以讲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就是说，不是来作“指导”，也不是来作“指示”，而是发表一己之见，不过是“姑且”讲之，听众也就不妨“姑且”听之。
这样讲，不仅是为了缩短和听众的距离，更是一种演说者的自我定位，这就是鲁迅在另一篇演说《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的：“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鲁迅一再说，自己绝不是“导师”，当然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自己并不掌握真理，只是一个探索者，连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包括中学生听众）指路？他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轻信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过能说话”，“不过能弄笔”，“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当导师，是绝对不可以的，甚至是有害、危险的（《导师》）。
二、“杂谈”与漫说
“随便谈谈”不仅是一种演说的姿态，也决定了演说的内容、方式、结构：“杂谈”与漫说。不仅“杂”，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且“漫”，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忽而“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忽而“文章和文学”的区别，忽而“弄文学，看什么书”，忽而“如何看待批评”，忽而“读世间这一本大书”：就这么不断地转换着话题。在具体展开时，就更是随意举证，枝蔓旁出。又是“木匠磨斧头”，又是赌徒“打牌”；又是“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又是“到广东吃荔枝”；又是创作家脑子“发热”，又是教授摆“架子”，等等，等等。真可谓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思想无羁地漫游，话语也随意地流动，整篇演说，舒展、从容，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由感。
但却又是“杂”而不乱，“漫”而有序，放得开，收得拢。从总体而言，无论话题拉得多开，也始终不离“读书”这个中心。可能是考虑到听众多为中学生，因此，在结构上，也作了一些条理化处理。例如，在谈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时，就明确列为三点。文章结尾处，也用“总之”一语把演说的宗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一是提倡“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二是强调“和现实社会的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也是演说的中心和重心所在，是我们在读与教中应紧紧把握的。
三、“别人说不出的话”
鲁迅曾说过，他或许能够说出一些“别人说不出的话”。同样是“随便谈谈”，鲁迅谈起来，就会别开生面，给听众以意外的启发和惊喜。
前面提到的文章的那两个主要观点，就很有见地，我们八十年后听起来也仍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他在展开论述中，更是处处显出思想的锋芒。不妨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今天，应试教育这么盛行，也是因为应试可以致仕（升官发财），也自然以读书为高。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比木匠、裁缝（普通劳动者）高尚的理念。现在，鲁迅将“读书”与“磨斧头”、“理针线”，将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置于同样地位，这自然是对传统和世俗的读书观的一个挑战。
还有，“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是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读到这一段话，人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学理工的瞧不起学文科的，做学问的人瞧不起经商、当官的，或者反过来，重文轻理，重管商而轻治学教书，等等，人们见怪不怪，鲁迅却偏要质疑，而且还挖掘出其根子：这背后，有一个将知识与职业划分等级的观念，实际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级化。这自然还会涉及社会体制的问题。这样的开掘，自会引出更深的思考。
再看这一句：“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这里所谈已不只是批评家的问题，而触及到“文坛”（思想文化界）中占据“最高位”，也即权力的掌握者，同时拥有了创作的“生杀之权”的问题：这正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灵魂上挂了刀”也就成了一切实行文化专制的“精神刽子手”的一个写照。
这就谈到了鲁迅演说中的现实针对性。他经常“附带”说到现实中的某个问题，点到即是，并不展开；如果不了解演说的时代背景，就很可能忽略过去。比如这一句：“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说是“附带”，其实是特意说的，因为正是演说前三个月，即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演说的前一天7月15日武汉政府也开始了大屠杀，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抓捕、枪杀，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亲俄”，是所谓“赤色份子”。显然，鲁迅正是要通过这“附带”一句，旁敲侧击地对国民党的屠杀提出他的抗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样说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也因此懂得了他这篇演说的深意：反复告诫青年不要“躲进研究室”，“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正是暗示和提醒听众要敢于正视现实的黑暗和血腥，不要逃避。这些话，真的是别人说不出的。
记得老舍说过，鲁迅的语言“永远软中透硬”。我们前面说，鲁迅这篇“随便谈谈”，自有一种舒缓而从容的风致；现在，我们又感受了其内蕴着的批判锋芒。他的演说的魅力正体现在这软、硬两面的张力中。
四、“很普通的比喻”及其他
老舍对鲁迅的语言特点，还有一个概括：“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跌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
本篇因为是演说词，而且听众是中学生，就更要求通俗、明白、清晰，但又必须吸引人，做到“多姿”而“新鲜”。
鲁迅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多用“很普通的比喻”。前面提到的“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还有“游公园”，到广东“吃荔枝”，这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取喻，既来自听众熟悉的身边人和事，自然通俗易懂，但又赋予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以另一种意义，自然就构成了一个新鲜的发现。
当然，最为叫绝的，还是“打牌”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神来之笔”。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他是在讲完了“读书”并不是特别“高尚的事情”这个意思以后，突发异想，就把“读书”的“嗜好”和“打牌”的“嗜好”联系起来，发了一通妙论：“读书”要和“真打牌”一样，“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即“离开了利害关系”，只为“在（书的）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本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读书”和“打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且似乎是处在“高雅”和“低俗”的两极，因此，这样的联想实属“荒谬的联想”。但鲁迅却巧妙地发现了其中的联结点：都是一种“嗜好”，都充满了“趣味”，而且都是“自愿”的。这样的妙语牵连，不仅让人喜出望外而眼睛一亮，更含有打破“读书高尚、神圣”的迷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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