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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海》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

作者:黄 瑶




  吴研人的《恨海》以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为背景,描写了在动荡的时局中两对年轻人棣华与伯和、娟娟与仲蔼的情感经历,塑造出了棣华这一典型的近代女性形象。本文试从其女性形象、塑造方法及这一女性形象的成因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近代女性的典型:棣华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棣华是被置于近代动乱时局背景中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又有了隐约可见的坚强独立的萌芽,其命运与历史命运和传统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方面,棣华既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而具有贤良淑德的女性特征,有对自己有“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的“丈夫”的依附,恪守礼教。她知书达理,逃难途中还不忘牢记“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自己和伯和交往时自重、自持。母亲病重时,她割股疗亲,呈现出孝女的风貌。棣华总是心思细腻,时常为别人着想。在逃亡的途中,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得知伯和境况后,表现出的关爱与宽容,在伯和离开后的巨大悲痛中,因为担心父亲而选择了出家,都标示了其身上具有的贤良的传统女性特征。棣华虽然与伯和最终未成礼,然而从过程来看,二人没有一条不符合传统的男女关系。在棣华看来,她早已确认了她与伯和的夫妻身份,以准妻子的身份为自己定位。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说:“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1]因而,她在精神上是依靠、依附于伯和的。纵使伯和最后堕落、消沉,她依旧对他不离不弃,从一而终。感情因此而愈见深沉与真挚。她的选择遵循了传统道德中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与对这种虽然还未成为现实的婚姻关系的坚守。陈仲蔼就评价棣华“又多情又贞烈”。
  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大环境中,面临着新旧、内外两种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的碰撞,她有过挣扎和突破。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和近代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懂书文、会写字的细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进性。在第四回中,棣华写母亲的病情时,“那乡庄人家,看见姑娘们会写字,便十分稀奇,串讲出去。那店内的家眷……闻得棣华会写字,便走来招呼夸奖,称奇道怪”[2],可见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学习文化仍然不普遍,拥有学习条件和思想觉悟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棣华虽然十三岁荒了书,但能读书识字也是一种先进的反映。面对混乱不堪的逃难生活,棣华亦有惊慌与恐惧,然而在母亲面前始终表现得勇敢而有主见,凭借自己的力量为母亲撑起一方天空的坚强与独立。如第六回中,面对义和团在天津卫放火的混乱局面,她一方面稳住母亲,另一方面查看实际情况,“心中不住的吃吓”,但为了让母亲宽心,她仍顶住压力“脸上不敢现出惊惶之色”,[2]愈发显出了她的勇敢与坚韧及对母亲的爱。与伯和重逢后,即使承受着来自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义无反顾悉心照料伯和,甚至“把药呷在口里,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2]用语言和行动直白、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真情实感。
  然而最终在伯和去世,其唯一的精神依附对象消失后棣华还是选择了削发为尼。当时急遽变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沿革的传统观念使她不可能彻底跳脱已有框架的束缚,以“我”的独立姿态存在,加之失去了精神皈依,致使她又回到了传统女性的老路子上。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方法
  
  在旧有的文学作品所运用的传统的塑造途径之外,笔者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法,“倒叙、补叙、插叙、人物的心理刻画、肖像刻画以及自然景色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等许多描写手段的运用,都使这个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组织结构,呈现出了新的特色。”[3]文本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塑造出了棣华立体、饱满的形象,将这一可爱、可敬、又可悲的人物刻画得鲜活、生动。
  全篇贯穿某些暗示性的情节设置为后文做铺垫,如第五回中棣华梦见伯和的车从身旁经过而没有理会自己,为后来伯和的浪荡与堕落做了预设,也昭示着她内心的隐忧与不安;伏笔的运用前后照应,使情节和人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有因可循,全文连贯流畅。如第一回中提及棣华不读书后,慢慢把读过的都丢荒了,为她后文中写病症和字帖埋下伏笔,为其知书达理和贤良提供佐证。在对棣华和伯和描写的过程中插入娟娟和仲蔼的情感经历时,采用插叙、补叙,比对强烈,解读了娟娟与棣华截然不同的选择与命运,彰显了棣华的美德,使故事情节更完整、时代背景更鲜明、人物形象更丰满,避免了单一的顺叙而造成的单薄与平淡;在刻画另一个女性形象娟娟时,多以他人言语或视角来描写,所着的笔墨较少,多用虚写而文已自明,虚实相生,在无意识中与棣华形成反差与观照;以棣华与伯和的情感变化和个人经历为主线,以社会的变革和历史命运作为复线的双线结构,为情节的铺展提供了保障,为棣华的形象塑造给予了依托,两条线索相辅相成、密切相关。
  此外,反复和蒙太奇手法的成功运用对形象的塑造更是功不可没。文本中多次出现棣华的“脸红”与“哭”的肖像、动作描写,将其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用反复强调了其恪守传统女性的羞涩与道德、贞操观念以及感情的真挚深刻。在提及和伯和在同一炕上睡觉时、母亲询问伯和下落时、店家五姐儿打听失散者时、用了伯和的被褥后、失散后找到吸食鸦片而堕落的伯和再父亲面前表示关切、起身去面见病中的伯和时“只觉得一阵脸红又耳热起来,脚下便软了……进的门来,又是一阵脸红”[2]、伯和对她笑时棣华都会红了脸。将女子羞涩的姿态刻画得立体充盈,而又不会因为反复而显得累赘单调,反而更显出了棣华的纯真无邪,对贞操的坚守和对伯和难以割舍的爱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观念的投影。而她的几次“哭”也是形式各异的,既有“眼边不觉一红”、“不觉柔肠寸断,泪珠儿滚滚的滴下来”的暗自垂泪,触动了心事的辛酸泪流,看见伯和颓丧状时不经留下的泪水,又有梦见伯和不理她后的呜呜咽咽的痛哭,失去母亲哭到“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痛失伯和晕厥后的大声哭喊,都似将她心中的隐忍与哀苦、疼惜与挣扎融化在了这一次次的泪水里,埋藏在这一声声哭喊里,其爱之深切都和着泪涌入眼前。
  蒙太奇手法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示了人物形象,使人物立体化、真实可感,对社会背景的交代更详尽、全面。如将棣华对伯和的思念与伯和的浪荡无情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法,滋生出强烈的对比效果。棣华心中始终被伯和装的满满当当,即使再见到吸食鸦片后的伯和也还是难以释怀,更是将其颠沛和不幸归结到了自己身上,“都是我害出来的,越想越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2]而伯和却不见悔过之心,视烟如命,用他的淡然和冷漠回应棣华的深情,可知棣华发出“怎能够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2]的感慨时内心是何其悲凉!这一交叉手法勾勒出了逐渐割裂的两个世界,也描画了伯和的无情和棣华的痴情;而棣华与仲蔼、伯和与娟娟创造出了平行蒙太奇的效果。仲蔼和棣华一样都是重情之人,也深深为棣华的悲苦命运而遗憾感伤,而娟娟却也辜负了他的一片真情,沦落为风尘女子,似乎在第一回中,书写者就借李氏之口向我们暗示了棣华和娟娟的差异所在,“王家娟娟,人到甚聪明……说话举止也甚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终日不言不笑的”。[2]这种平行的写法,突出了棣华与仲蔼心之痴、情之切,伯和与娟娟的浪荡与堕落,加重了悲剧的色彩。
  
  三、女性形象的成因
  
  棣华这一女性形象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主客观因素的合力所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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