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
作者：王忠祥
的重要地位，就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即使以欧美文学为经线主体，以亚非文学为纬线参照系，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时结合式的东西方文学的呼应与比较，也不会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抑或以亚非文学为经线主体，以欧美文学为纬线参照系，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识结合式的呼应与比较，同样不会陷入狭小的“地区主义”的小圈子。
改革开放30年来，已出版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吴元迈在其“报告”中认为进入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史有“长足进展”，特别提名的有“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24所院校编的《外国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修订本)、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王忠祥和珍钊主编的4卷本《外国文学史》、吴元迈主编的10卷本《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等。这些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其中包括地区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形式均显示了“改革开放”意识。这里以王忠祥和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4卷，两个世纪之交编写出版，2004年修订再版)为实例，对其“改革开放”意识和不足予以评说。此书的“改革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凸显“中国特色”和构建“新范式”方面，同时也多少体现出我们议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观照。在“绪论”和“结束缚语”中，我们曾反复强调(如上文所提及的)选择这样“经纬交织”、“历时共时结合”的多元比较的模式，是为了适应当前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形势的发展，其更远大的目标，显然在于为建设真正的世界文学“加油”。我们创建如此外国文学的体系，当然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具有一脉相承，以及文艺思潮更迭嬗变脉络清晰(与东方文学比较而言)等特征有密切关系。关于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性质和特色，我们可以凭“一厢情愿”的感悟概述一番。这部外国文学史在内容上引进新材料、新思想、新理论；在形式上采用新的构架格局和多样化的评析方法，深入辨识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共性(人学)中各自的特质，认真总结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各章均有世界文学发展相应阶段的“背景”，在“背景”中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并列而又分别讲述，在东方文学讲述中适当凸显作为“参照系”的中国文学概况。各章第一节“概述”运用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东西中外文学比较，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文学”，“19世纪世界文学”以及“20世纪的世界文学”等。各章设置专节的作家，尽可能论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平行或影响的比较，就会失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特色。本书在重点评介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关注非经典作家作品，但坚决弃绝“去中心思潮”(decentralization)和“去莎士比亚”(de-shakespeare)理论。此外，在史学理论、文学史论的指引下，讲述文学创作发展事迹、文学思潮嬗变过程、文艺批评理论衍化更新，线索清晰、思路明敞。关于三者各自发展中的继承革新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影响与接受关系的阐释，辩证而翔实。外国文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理论性、宏观概括性与微观审美性，多方面协调融会。总之，从形式到内容，求新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可读性原则。
诞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4卷《外国文学史》经过不同形式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在体现中国特色和构建新模式方面确实有其良好的功效。从严要求，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审读这部著作，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忽视。此书中，与其“世界性”(包容性和综合性)比较起来，各章“概述”之后关于各国作家作品双向交流的评析，以及平行比较研究均较薄弱。比如，法国作家伏尔泰从马若瑟泽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中受到启示，改编为五幕剧《中国孤儿》，改动相当大，借鉴之处也不少，郭沫若读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剧，从娜拉追求女性人格与自由的“叛逆精神”中获得启示，在1923年写作的《卓文君》、《王昭君》等剧中留下了娜拉的“身影”，再现了即将出走的娜拉的那种“雄辩”的风格(为女性人格作辩护)。庞德的诗歌创作曾受益于中国的唐诗和孔孟哲学，而极富东方现代象征色彩的朦胧诗借鉴了英美意象派的诗艺，其中显然包括庞德的诗歌影响。这一类中外古今文学之关系比较实例，在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相应部分均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或深究。为了与时俱进，此书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指导下，进一步引进西方新生的文评理论和方法。比如，西方后现代大潮趋向衰落时，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崛起，从北美流向欧洲，从西方流向东方，迅速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两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运用生态批评读解经典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的论著并不少见。编写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应该向大有作为的生态批评“开放”，甚至充分发挥其比照、审视、补充和校正其它文学批评理论之不足的功能。这里也要郑重提示，关于生态批评不宜孤独地搬用西方理论和术语，务必结合有关文评理论予以综合运用，不可忘却两个“要点”：一是切合“对象”的实际，二是作出中国的“阐释”。关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家的偏激言论不可机械引用，更不能断章取义；既不经辨析地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又不认真解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和当今的“以人为本”(审美观)的差异，这是不可取的。
话说到此，是应为4卷本《外国文学史》辩解几句。这部著作总的说来颇受欢迎，已被部分高校作为教材采用。以上所述不足之处，乃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缺憾。我们相信，此书经过再次修订，一定会弥补那些缺憾。我们期待，此后出现更多更完善的不同形式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同时伴生的还可能出现建国60年来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