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现代主义”与“新古典”的互补
作者：王光明
"第五、从准确中求表现。"诗歌需要创新，但"新"不是诗的准则，表现的准确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 "新诗要有纯正的进步，一方面要革除表现在诗中的惯例，一方面要对有新倾向而缺乏准确表现的诗予以批评"。
"第六、风格是自我创造的完成。"独立创造"是民族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但中国的"新诗"往往在同一时代受着几个不同时代、不同诗派的影响，未能在不同倾向中寻得一个共同的理想与信念作一致的努力， "一直没有走上独立创造的阶段，风格也就没有完成"。21
覃子豪与纪弦的分歧，是诗歌的原则与诗歌的流派原则的分歧。覃子豪"要在新诗运动中革除诗非主义非流派不可的惯例"，所持的是新古典主义的价值立场，行文中主要援引的也是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瓦雷里(Paul Vaiery)、叶芝(W．B．Yeats)、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S．Eliot)、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等人的观点，他对现代派最大的不满，是为求新奇进行"横的移植"，不能从主动创造出发吸纳转化，致使"新诗"永远迷失于对西方思潮的疲惫追踪之中，不能自我完成。22
而纪弦，则仍然带着30年代"现代派"反抗"新月诗派"的激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着为"新诗"寻求现代诗质与自由的志业，他把"由我们首先发起"的"新诗的再革命"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头两个阶段有如下特点：新诗的再革命之第一阶段，就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自由诗运动；而其革命的对象则系传统的格律主义，低级的音乐主义，韵文至上主义以及"韵文即诗"之诗观。这乃是打倒形式主义为目的的诗形之革命，以散文取代韵文的文字工具之革新……而结果，一脚踏熄了 "新月派"的死灰复燃，我们是获得了决定性的和压倒性的大胜利。从此，诗坛上再也没有人去写二四六八逢双押韵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 "豆腐干子体" 了。人们已经看穿了那些徐志摩的模仿者所拿出来的所谓"新诗"之不"新"--那不过是语体的旧诗词罢了……
新诗的再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曾经惹起有名的"现代主义论争"的现代诗运动。现代诗是彻底反传统的，其野心在于一旷古所未之有的全新的文学之创造……现代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想"；传统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情"。十九世纪的人们，以诗来抒情，而以散文来思想；但是作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者的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以诗来思想，而以散文来抒情……至于形式方面，现代诗很像自由诗，乍看似无多大分别。但是自由诗是讲求节奏的，可朗诵的；而现代诗则根本否定了文字的音乐性，无论其为韵文的或散文的。现代诗甚至于使用符号、外文，以及种种怪特的排列法。但现代诗是自由诗的发展，而不是自由诗的反动。 自由诗是从传统诗过渡到现代诗的桥梁。23
纪弦与覃子豪都不满"新诗"的现状，都为"新诗"的前途而焦虑，只是背景不同、诗歌观念不同，关怀的角度不同，因此你来我往，争论虽然激烈，却无诗歌之外的动机。覃子豪的诗歌原则，类似艾略特的诗学观念，对现代主义有所反思，超越了思潮的峻急与"火气"，在一定程度上，为50年代中期激进的台湾现代诗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这种现代主义内部新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的诗学论争，在文化意义方面，是扩大了现代诗的社会影响，开放了诗歌的发展空间，争得了创作自由。如同台湾诗人萧萧在后来总结的那样： "论争使台湾诗人独立了，个人意志与才气得到最大的发挥，不必再统一于反共文学的旗帜下。新诗第三场论争结束，50年代的反共文学也等于宣告结束了。"24而在诗内部，它更新了许多陈旧的观念，促进了"诗的自觉"和实验风气的形成。第一，它推动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诗人和诗风的转变，增进了对现代主义的广泛了解，更多认识到了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把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推进到如何学习与转化的问题。第二，深化了诗歌内部问题的讨论，提高了诗歌创造的自觉，把现代语境中诗是什么和如何写诗的具体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尤其是对现代与传统、情感与知性、自由与秩序、内容与形式、散文与诗等关系的讨论，获得了许多新认识，既促进了现代诗创作风气的形成，也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理论资源。第三，促进了不同诗学观念、创作追求的对话与互动，在现代诗内部形成了彼此磋商、认同、自我调整和多元发展的格局，既推动了许多诗人创作风格的发展，也使不少诗人同时成了批评家或学者(如余光中、杨牧、叶维廉就是突出的代表)。
显然，这是台湾现代诗潮能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创世纪诗社于1959年中止了"新民族的诗型"的倡导而向现代主义认同，也使纪弦在1961年对自己以往的诗学主张有了一定的反思，开始提倡"现代诗的古典化"。而1961年下半年"创世纪"诗人洛夫与"蓝星"诗人余光中经由《天狼星》的争论所作的自我调整，更是通过批评对话获得有益参照，从而重新认识自己与自我超越的精彩个案。
这是多少代表了60年代初台湾诗歌两条发展路线的论争。1961年2月，余光中完成了组诗《天狼星》，发表在当年5月出版的《现代文学》杂志第8期上。余光中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后记中曾说到当时的写作心态： "1961年，那正是台湾现代诗反传统的高潮。那时国内时局沉闷，社会滞塞，文化的形态趔趄不前。所谓传统，在若干旧派人士的株守下，只求因袭，不事发扬，反而使年轻的一代望而却步。年轻的一代呢， 自然要求新的表现方式和较大的活动空间。传统的面目既不可亲，五四的新文学又无缘接近，结果只剩下西化的一条'生路'或竟是'死路'了；这诚然是不幸的。"25而对"天狼星"这个意象，余光中也曾有如下说明： "'天狼星'当时对我是一种象征，因为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恒星。新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纷纭而杂乱的，我想抓住一些比较永恒的东西。天狼星是我当时看星象时，最喜爱的一颗星。同时，天狼星在中外的传统上都是晦气星，都是不好的星……当时，在现代文学的运动中，我选择了天狼星，也带有一点自嘲的意味，好像现代诗人、现代画家在当时的社会都被认为是一群叛徒。所以， '天狼星'也有一点以不被众人接受，被传统排斥，但自己可以燃亮自己的气概来写。"26不难看出，余光中当时是认同现代主义的，尽管自傲中也有自嘲。
《天狼星》发表后，随即引来洛夫的批评长文《论余光中的〈天狼星〉》。27洛夫认为《天狼星》 "是中国现代诗历年来创作中一座巨型的文学建筑，是诗人们历年来对现代艺术实验与修正的过程中一项大胆的假设，也是目前中国新诗诸多问题、诸多困惑的一次大暴露"， "是作者一系列艺术思想的大综合，他一贯诗创作的优缺点的总展览"。联系余光中一贯的创作思想，洛夫一方面肯定《天狼星》表现出了"追求博大的倾向以及惊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它缺乏现代哲学的背景，未能体现现代艺术虚无与荒谬的精神，同时在表现上也失之"面目爽朗，脉络清晰"，总之是"皈依于古典主义的崇实爱智精神而稍偏向于象征主义的空灵思想，但仍摆脱不了浪漫的抒情"。
由于洛夫的文章不局限于具体一首诗的批评，事关现代诗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余光中便写了《再见，虚无!》28进行反批评：一方面为诗歌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对经验的艺术处理辩解，强调交流与分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击洛夫是"主义至上"， "亦步亦趋于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之后，要使完整的破碎，和谐的孤立，透明的浑浊"，认为洛夫"在法国流浪得太久了"，还是回来哺育曾经倡导的民族诗型吧。
这是台湾现代诗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内部论争之一，时值这种诗歌运动的高潮，一方面，对西方现代诗的了解早已越过了其前后象征主义阶段，对包括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内的流派也已经相当熟悉了；另一方面，这次论争已不像50年代覃子豪与纪弦的论争，现代诗还停留在倡导阶段，缺乏比较有代表性的实验文本，停留在诗学观念的争论而不能从实践中提出问题。现在，余光中和洛夫都已写出自己现代诗的代表作，成就和问题都呈现出来了，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台湾新古典主义也开始出发了。因此，这次论争虽然规模不大，却引起诗坛的震动与反省，具有长远的意义，而论争双方从对方观点中得到启发所进行的自我调整，更是诗坛的佳话。余光中后来谈到，洛夫的批评对他"是一个拯救"，一种"激将"式的反推力，让他在生了现代诗的麻疹后， "毅然决然回头走"；29他甚至承认洛夫的评断有正确的一面，只是评断理由不能成立，为此，论争过后，他对《天狼星》作了修改，并在后记中谦逊写道： "当年洛夫兄曾撰《天狼星论》长评一篇，指出此诗酝酿不足，率尔成篇，是一首早熟的失败之作。我也曾发表长文《再见，虚无》，以为答复。今日回顾之下，此诗当然没有成功，洛夫的评断是正确的，但是据以评断的理由却似乎不能成立……我自己认为当日《天狼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主题不够鲜明，人物不够突出，思路失之模糊，语言失之破碎。"30而洛夫，也在论争和写作实践中获得了新的认识与觉悟，一方面，他意识到不能以一种诗观批评不同诗观的作品，因而对自己的批评有所修正，他后来说： "余光中在《天狼星》后记中一再自谦这首诗的失败，但严格说来，在表现技巧上仍有其高明之处，远非近年来大倡'大众化'、 '社会性'后所发表的某些作品差堪比拟。我当年的批评，也确实过于苛求，尤其不宜以一种迥然不同的诗观，用之于出自另一不同的诗观的作品。"31另一方面，在后来个人风格的发展中，他也开始从中国诗歌传统中寻找资源，追求现实与非现实的平衡，修正早期超现实主义的诗风了。32
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功能与意义，本不在分出高下，决出胜负，而在通过这一磋商对话的方式，促进不同文学观念的交流与互动，砥砺思想与技艺的进步，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学气候。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论争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有相近的边缘立场和文学信仰，他们能自觉寻求艺术的独立性，共同抵抗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腐蚀，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又因为不存在百家争鸣、一家做主的现象，不同诗观、诗派可以平等地进行争战、对话和竞争，从中获得参照，不断地有所调整和更新。可以说，50-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既是30-40年代中国现代诗的再度出发和一次比较充分的展开，也是它分流的开始，而现代诗内部"现代派"与"新古典"的争论，是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具有真正的互补与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诗歌生态的平衡。不仅为诗争得生存的空间，也促进了自我的反思。而其中最可贵的，是诗人们对诗歌和语言的忠诚与热情，是诗歌尊严的恢复和可能性的显示。
①张道藩 《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原载《文化先锋》创刊号，此据《乡土文学讨论集》（尉天聪主编)一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4月版，第815-845页。
②参见葛贤宁、上官予《50年来的中国诗歌》，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
③《现代诗》季刊创刊于1953年2月1日，由纪弦独资创办并任社长兼发行人。 《蓝星》周刊创刊于1954年6月17日，为《公论报》副刊，每周四出刊，由覃子豪、余光中主编。 《创世纪》创刊于1954年10月，原定为双月刊，但第5期后维持的是季刊形象，由张默、洛夫创办。
④纪弦 《现代派信条释义》， 《现代诗》1956年2月第13期。下划线所划出部分即为《现代派的信条》，另印于该期封面。
⑤实际上，纪弦(1913-)本人就曾是《现代》作者，在1934年5月出版的《现代》第5卷第1期上以"路易士"的笔名发表过题为《给音乐家》的诗作，1936年又与戴望舒、徐迟等合办过《新诗》月刊。
⑥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季刊》,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⑦纪弦 《自序》，《纪弦精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