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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意识与想像定势
作者：李咏吟
小说家如果没有深刻而又深邃广博的记忆"，那么，小说的自由想像几乎不可能，因为"记忆"构成了小说家的一种内在本性，有丰富的记忆才谈得上还原。亲历的东西要记忆，倾听的东西要记忆，梦想的东西要记忆，幻想的东西也要记忆，只有如此，想像的鸟儿才能自由地飞翔。从小说想像的方式来说，"记忆"当然最重要。如果说诗人建构了一个关于自然和人生的"图像仓库"，那么小说家则应建构一个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的"事件仓库"，因为有事可写，则有话可说，而事件必然关联着各色人物。对于小说家来说，自然意象无关紧要，虽然它可以强化小说的诗性特质，但它毕竟代替不了小说的形象创造，因而，小说家特别需要多体察人与事。
小说家在生活历史世界的洪流中往往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或全知全能，或隐身其间，或独白，或旁白，小说家在"创作镜像的虚构"中表演着奇异复杂的人生。惟其如此，福楼拜写到主人公服毒时嘴上的有砒霜滋味，曹雪芹仿佛变成了贾宝玉，施耐庵仿佛在梁山好汉中获得新生。正因为如此，读者在读小说时有一个追寻叙述者的精神过程。在卡勒看来，"识别叙述者是归化虚构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文本中的叙述者总要对它的读者说话，这一约定俗成的程式，对那些离奇的或表面毫无意义的作品进行阐释，是个有力的支持。""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读者若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解释，就可以认为这是叙述者表现个性或执拗过分的行为。甚至在有些场合根本就找不到自报山门的叙述者，那也可以按照文本语言成分所反映或揭示的特点，假设出一位叙述者，这样，文本的任何一个侧面几乎仍旧能得到解释。"⑨小说家无论是写自我意识还是写历史生活故事，必须永远面对人，即便是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创造仍是小说无法逃避的"铁律"。
有鉴于此，必须重视文体之间的不同想像方式和想像内容，从普遍意义上说，不难体会"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神思之美，但从文体来看，人的想像范围被局限在制定的境域中，这种特定的境域决定了人的审美选择和情感表达。
四
文体创造给作家带来了抒情自由，它能使主体情思和心灵记忆获得一种形式，因为内在的精神表达和外在的审美形式如果谐和一致，那么，作家的创作自由就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可以发现，文体意识尽管"有益于"创作，但同时，它也是一种锁链，也是一种创作障碍。在一种既定的文体结构中，有时根本无法容纳个体的独特精神创造，在这种情况下，文体的变革和文体的创造也就显得非常必要。长期以来，作家都不得不遵循这种文体的想像境域和思维定势，它虽然创造了艺术的大欢喜和大奇迹，但毕竟让作家的自由心灵受到了控制，而文体的创造本性是有其限度的，如果突破不了文体的创造极限，那么，人的文学就有可能永不能进步。事实上，天才的作家正是不断地突破文体的局限而创造出艺术的大欢喜和艺术的伟大奇迹的，这种突破特别表现在文体的变异上。
每种文体都有其内在定性，但文体之间并非绝对不可通约的，只要有"会通的可能性"，文体就存在变异的可能和创造的可能，有创造性的作家总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变异方式。"文体变异"并不是因为文体创造本身而发生变异的，而是作家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必须要有一种合适的表现方式，因为文学文体的历史范本和经典范本提供了这种变异的参照系。在文学史中可以捕捉到这种变异的历史轨迹，就西方文学而言，古希腊诗人提供了各种文体的成熟的自由诗意范本。希腊抒情诗人创造了诗的范本，悲剧诗人则创造了剧诗的范本，荷马则创造了史诗的范本，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诗学"。与此同时，可以看到，"传奇"的兴起为小说体的兴盛起了开导作用，由于西方文体之早熟，因而变革也相对特别困难。他们注重思想的探索甚于对文体形式的变革，而对审美方式和审美精神的开拓则预示了新艺术和新文体诞生的可能性。西方文学文体的最大突破表现在小说叙事上，因为西方小说叙事学革命具有一种世界性意义，这种文体具体表现为对传统叙事观念的突破。传统叙事观念建立在历史学和剧诗学之基地上，因而强调情节的突进或人物活动的生命过程的完整描述。通常他们习惯于采用荷马史诗所提供的英雄式叙事方式，因而，小说往往是"总写一人，关联其他"，以"情爱"作为情节发展之内在动力，这样，爱的高潮往往也是情节之高潮，爱情的终结与毁灭同时也意味着小说情节的终结。现代叙事模式的变革不再把小说叙事文体和哲学论理性文体分离开来，而是考虑其融合的可能性。这就使小说叙事穿插着哲学思考，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意识过程打破故事情节的人物中心性，而使意识的自由、自然和任性流动变成小说的本体构成，当然，也应看到，在新的文体形式大行其道时，古典小说叙述模式依然有其启发作用，而且也为读者所喜爱。
现代叙事学理论已从时序、时距、频率、语式、语态等多种角度探讨了小说文体的诸多变异，开拓了叙事新空间并对人们的精神活动也有了新型认识，可见，文体的变异带来了思想和认识的变异。中国小说文体革命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在古典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诗文是文学的正统抒情方式，因此，中国古代历史叙述异常发达，《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大型历史叙事却并未直接引出长篇小说叙事。神话、传奇都受制于散文，只留下了一种"故事构架"，只是在民间说书、闲人文化中，长篇小说叙事才应运而生。小说家和历史家一样，遵循全知全能的基本叙事法则，以不容怀疑的力量"虚构着"小说故事和现实人生，给予人们以审美的满足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启示。因而，在中西小说叙事的交互影响中，梁启超率先提出了小说革命之主张，并认为"欲兴一国之文化，必先兴一国之小说"，当然，他的"小说革命"不是就"文体革命"而言而是指通过小说这一通俗化的艺术文体进行启蒙性思想传播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但没有文体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思想的革命，因为旧文体与旧的思想形式获得了一种内在统一，新的思想就必须有新的形式，梁启超似乎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显然得益于正史、野史，尤其是民间说书的智慧老人之经验被高度重视，由此，"文体"才形成-种自觉。于是，章回体小说成为中国小说文体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方式，同样，"五四"文学革命也带来小说文体革命的可能。先驱者以西方小说情节、人物形象塑造的新观念取代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叙事方法和生命文化观念，这样，小说文体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从历史的眼光看，文体的变异和创造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文体变异与文体创造是作家自由创作的需要，是精神传达的需要，是创作意志和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需要。那么，文体变异和文体创造如何可能呢?
事实上，文体创造和文体变异存在两种可能性：首先是形式变异的可能，因为形式的变异其实也是出于一种个体的内在生命精神的表达。从二言到三言，从四言到五言，从七言到杂言，从诗到词，从词到曲、从小令到戏文，从诗、词、曲、赋到小说，每种形式的发展变化都有其内在情感表达的必然性。就文体自身而言，很少有单纯的形式构造，单纯从文体形式出发来创造的文学作品是必然速朽的，例如，骈文、赋的文体终结充分说明文体只有依赖精神创造才可能新生。因为文体之变革，不是源于文体自身，而是源于文化，源于生活，源于民间艺术。一切有生命的民间艺术必然会带来文人艺术的文体创造革命，新的文体带来了自由的美，新的文体带来了陌生化效果，新的文体带来了心灵的自由解放。应该说，文体的变异在当代异常困难，因为文体的自由可能性在历代文体中已获得充分性展示，自然，创造性的突变还需要天才的力量。
进一步说，文体使精神变异的表现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作家对创作形式变异的探索，在人们习见的文体形式中融入了怪异的精神，这同样使文体的变异和创造显得舒卷自如。例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极大地实现了精神创造的自由，提供了一种惊人的思想观念，使小说文体承担了思想批判性功能。萨特的戏剧在文体上绝无独创性，却提供了思想变异性，使文体显出一种深度，相反，贝克特在荒诞派戏剧中不仅提供了新的表演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奇异的思想，对现代人的生命存在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只要透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和获奖评语就可以看到，文体创造与思想艺术上的探新能高度契合一致，因为"文体的变异"必然带来新时代艺术的神奇。因此，必须强调文体的变异来鼓励一种艺术独创性精神。例如，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精神之变异总能够影响文学文体的变革，为此，王昆吾通过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音乐作为形式制约文学的风格，篇章体制作为形式制约文学的题材和思想感情。""燕乐杂言歌辞"因而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早期曲子辞产生在歌场或戏场，富有表演性，采用对话、问答、第一人称代言体，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的妇女形象和戍客、商贾、少年公子形象。"著辞"保留了民间嘲诮和酒令竞技的机智风格，运用双关、谐音、寓言、辩难手法，造就了大批声情并茂的作品。"民间诗歌"即情即事而作，节奏明快，擅用比兴，富于神奇的想像。"文人谣歌"形式自由，唱叹结合，具有直抒怀抱、激烈慷慨的特点。"琴歌"常用传统题材，代古人写心，由此产生了《胡笳十八拍》等悲愤哀切、曲折尽情的佳作。"从总体上说，由于歌唱所要求的生动性，由于杂言所要求的变化性，这批歌辞摈弃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观念，具有比五七言诗更为婉转、更为真率、更为恣肆、形象更为鲜明的风格。"⑤从"家族相似"的观点来看，文体变革在"家族"内部可以进行自由变革，因为创造新形式或表现新精神是文学创作的天职，而任何新的变革都会带来新的精神气象，但从"家族本质相似"而言，任何文体的变革又都是有限的，因为人生活在语言的形式中，生活在母族的话语结构和意义世界中。应该说，形式的根本变革可能是困难的，因为母语的话语结构和语言的内部规律决定了文学的形式，但是，精神上的变革，还是随时可能的，一种新的文学意识，可能使文体革命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文体与想像密切关联在一起，个人的精神总能对文学本身做出贡献，从而构成文学发展的一种"合力"。
"文体意识"就是如此深刻地制约着人们的想像和创造，而人们的想像和创造愈来愈深刻地背负着文学史的包袱，使独创性步伐变得迟缓而艰难。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在文学文体的"形式仓库"中不断挣扎，力争在冲突和挣扎中拯救人的精神和艺术，安抚人那变动不居的心灵，使人的创造性想像和心灵体验在语言的艺术创造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从而挣脱"语言的牢笼"和"文体的栅栏"，走向一种"诗意的栖居"和"审美的欢乐"，真正在文体创造中找到个人的自由才能并达成自由的抒写从而让作品本身来证明一切。
①闻一多 《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7-209页。
②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7页。
③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13页。
④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52页。
⑤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⑥刘若愚把中国古诗的意象区分为简单意象和复合意象，刘若愚《中国诗学》，赵帆声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⑦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
⑧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8-329页。
⑨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