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反腐文学．现实主义．小说类型学
作者：张光芒等
汪：我觉得“反腐文学”反腐到位不到位不应该是文学讨论的。讨论现实主义作品，过去的社会学批评往往都要从一定的政治立场去追问它的所谓局限问题。所谓彻底的反腐，从立场上看直至对制度的反思并不是文学所应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暧昧的反腐”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的经验。因此，我以为，对反腐文学来讲，一是从文学角度而言，看其是否成熟为一种文学类型，刚才大家提到了黑幕与官场小说的传统，黑幕不谈，官场小说大抵已具小说类型的雏型，而目前的反腐小说还达不到这一点，它还是一个主题与题材问题。第二就是看其对本土经验的表达程度。
何：恐怕还不仅是到不到位的问题，事实是在有些问题你不能说我们的作家缺少洞悉力，比如周梅森的一系列小说对当下中国官场的观察，他甚至在《中国制造》中借高长河的口说出“官场无正义”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作家在这方面展开他的批判锋芒，似乎真的可以使“反腐”做到位，但我们转过头来想我们的文学生态存在这样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吗？作家如果真的把“反腐”进行到底，所谓的“反腐文学”也走到它的尽头了。可以这样说，无论从“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还是文学生态、文学语境，在当下中国都不可能存在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反腐文学”，悲观地说，不仅是“反腐”，面对当下现实的写作，也不可能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到底。
晓：关键确实在观察问题的立场上。你对反腐文学的不满与我不太一样，你所表达的还是一种道德激情与政治理想，这是有代表性的，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不少文学研究者的两面性、双重标准。如果冷静下来，对某些反腐文学，评价可能会客观持平一点，就以刚才你提到的周梅森而言，就存在评价上的大而化之。周梅森的历史小说曾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但从《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等开始，他的写作方向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于是，许多人失望了，在纯文学界，很少有人再关注他，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将他的作品认真看了一下，发现一个作家要改变自己也真的不容易，周梅森的这些作品还是有许多自己的东西的，他的作品有双重性，他的文化思考，对中国权力镜像的表达，他的类型化的故事模式等，人们都好像视而不见，看到的都是政治、反腐、官场，在这个方面，文学工作者和老百姓是一样的，这反映出我们在这类文学研究中的浮躁与缺失。所以，谈现实主义不能只谈作家的政治理性与道德立场，这样会遮蔽许多东西的。
贺：我认为现实主义最精髓的东西是真实，不回避，不矫饰。至于是否应以多高的高度作为现实主义标准，倒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力有限，一定要以托尔斯泰为标准的话，那么能够达到现实主义的就太少了，它也就不成其为一种创作方法。就“反腐文学”而言，我觉得其中的部分作品还是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度的，但是为数不多，很多作品都带有矫饰的意味，不敢直面现实，不敢直面真正的苦难。
张：从上面大家的讨论来看，近年的“反贪文学”热在本质上并非“文学热”，而是“反贪热”。它不过是为社会热点问题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讨论的园地，为敏感的政治性话题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似乎还可视为“题材决定论”另一种形式的翻版。而这对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绝不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还是要回到文学层面来谈，反腐创作的弱点或者非文学性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缺乏深厚的理性底蕴，缺乏敏锐的文化嗅觉，缺乏超越的审美意识。
晓：如果涉及到反腐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可能比你说的还要多，包括一些基本的前提性的东西。今天的反腐文学也好，历史上的官场与黑幕小说也好，其前提应该包括对权力运作、制度运行的准确描写以及对腐败发生机制流程的熟谙，在这方面，诚如马克思所说，小说家的贡献确实应该比理论家多。但现在的情形却每每不尽如人意，在许多作品中官场是概念化的、漫画化的，至少细部是失真的、模糊的，包括《国画》、《抉择》在内，此种情形在近似题材中也极为常见，如贾平凹的《土门》、尤凤伟的《泥鳅》，一旦笔涉官场，便顿显幼稚，小说家的“知性”越来越成为问题。
何：有一个词我们经常说，就是“喉舌”，在我们的现实主义写作中我们的作家做“喉舌”的意识很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导致我们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一种“说”出来的文学，而不是“写”出来的文学，于是时代的脉搏可能是把到了，就说新时期吧，从“救救孩子”到“分享艰难”再到“挑战腐败”，可以说，没有一次喊出的不是时代的最强音，但就像光芒刚才说的在细致深婉处总好像不到位。因而，从“喉舌”到“大脑”，从“说”到“写”，恐怕现实主义才有深化的可能。
贺：现实主义确实需要深化，但可能不能完全将艺术的不足都归结到现实主义身上。我觉得“反腐文学”最需要加强的，还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像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实主义的魅力有相当一部分在于细节的感染力，而细节是需要真实为基础的，这就不单纯是艺术技巧本身的东西了。
张：现实主义的真正魅力在于以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挖掘出生活现象背后的时代本质，展现社会心理的与民族文化的变动趋向，并在这种展现中融进超越性的价值选择与浓厚的人文理性精神。从表现生活现象来说，反贪文学的确抓住了当下人们关注的关乎民族生死抉择的重大主题，表现了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社会矛盾与斗争。但是，很少有作品能够从现象的复杂沉潜至本质的复杂，并未触及到更为深层的内在根源。屡禁不止的权力腐败到底是怎样产生的？难道仅仅是一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能解释清楚？难道将其归结为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就可以万事大吉？再者，它与封建社会的权力腐败有何本质的不同？与晚清的《官场现形记》相比，或者与“文革”时期的滥用权力相比，它又有哪些新的变异？这恐怕是作家应该深入思索的问题，也是创作之能预示时代走向所必需的思想要素。可是我们从中看到的仍然是权力角逐、私欲膨胀乃至人性堕落之类的相似物，难觅新意与深意。
贺：现实主义的意义就在于深度。如果仅仅只是涉及题材，那绝对不能叫做真正的现实主义。甚至连自然主义都不能算。因为自然主义它也超越了单纯的题材范畴。现在有不少“反腐”作品，美其名说“写现实”、“关注现实”，其实只是借现实之名，博得市场的青睐，根本不是对现实负责，不是试图批判现实和改变现实，而完全是取媚现实。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叫“伪现实主义”，用在这些作品身上，并不为过。
张：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鲁迅、李大钊等文化先驱者面对革命前的诺言成为一张欺骗世人的空头支票的现实，深刻地指出，既然清朝异族统治——迄今为止的这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根源——已被打倒，那么今天所暴露的“罪恶”和“黑暗”，我们国民就难辞其咎，只能由我们自身去克服。若我们与自己内部的“罪恶”和“黑暗”作斗争，开始“国民性的改革”，这就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继续了革命”。同样，今天的腐败绝不仅仅是官场的腐败。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通过这样的历史辩证法，在深层意义上否定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以其深刻瞒过了权贵势力浅薄的眼光。他所说的“合理”之处就是任何“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必然根源或土壤。不妨说，大贪的土壤是小贪，小贪的土壤是想贪不敢贪，想贪不敢贪的土壤是想贪不能贪，而这一切的土壤是对腐败现象的麻木。这也许才是今天的实情！可是我们的反贪文学只能以反腐倡廉始又以反腐倡廉终，张平等甚至将希望寄托于“清官”，不能不令人感到深切的悲哀。
贺：这种思想事实上还没有超越80年代柯云路的《新星》，依然是李向南的“清官”模式，不过演绎得更复杂一些罢了。我们看不出作家的思想在20多年中有多大的发展。
张：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反贪创作着力描写的大都是官场中人，且不乏厅局级以上的大人物，无论是作者意欲讴歌的清官，还是猛烈抨击的贪官，不可谓不生动鲜明、栩栩如生。像《抉择》中的人物或忠诚或奸佞或坦荡或阴险，形象阵营分明，作家爱憎分明。然而，也正是这种鲜明让人沉思默想之余不免感到不真实。性格鲜明，固然是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达到高度的典型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反贪创作的人物塑造低劣到类型化、模式化的地步。相反，很多优秀的创作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人生轨迹的可信性，像周密（《大雪无痕》）这一形象，一方面是敢于拼搏吃苦耐劳的硬汉子，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为出人头地不择手段，深陷于官场腐败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堕落为可耻的杀人犯。不过即使这类塑造得较为成功的形象也有肤浅之嫌，缺乏审美的人学深度，因为其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两种对立因素——英雄与罪犯、清廉与腐败、进步与堕落——之间的叠加与转化。如果说人本来就是圣徒与魔鬼的混合，那么这种混合也应该是二者的自然融合和统一，否则就会造成二者的分裂。周密等形象塑造的一大缺陷就在于人为地突出了正反两种倾向，似乎只是把忠奸两类人物变成了忠奸两种因素而已，“大雪无痕”没能掩盖人为的痕迹。这似乎表明作家主体仍囿于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未能充分获得超越性的审美意识。
汪：对于反腐文学这一特殊的小说类型来说，人物的刻画始终是个难题，二元对立、概念化好像是很难避免的，这在传统的官场小说中也多少存在这种缺陷。如果要有所突破，必须从哲学上、审美上予以超越，所以，我对你前面的论点有所保留，我还是坚持不能给它赋予太多的现实政治的重负。腐败，各国都有，各种制度都难以避免，但在不同的背景中表现不尽相同，它会折射出许多东西，这才是作家们应该追求并揭明的东西。最近我看到福建作家杨少衡的几篇东西，觉得有所突破，如《秘书长》、《亚健康》等，很明显地看得出，作家超越了，已经见不出什么道德激情，人物也向生活还原了，这样，性格丰富了，它所解决的不是什么是非的问题，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人物的选择，主动的行为与被动的避让，路就在那儿，看人物怎么走，虽然走在同一条路上，但都不是一致的目的地，这样比较深刻了。看了他的东西，你不会激动，既不大快人心，也不会义愤填膺，而只有叹惜与深沉，对文学来说，刺刀见红不见得是好东西。
张：在人物塑造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其典型性在时代感这一维度上的淡薄。由历史环境与文化意识所决定，过去中国的官场中人可以忠奸分明，不过今天已完全不同。尽管目前的国民心理现状仍堪深忧，但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冲击，民主与法制意识的进步，已使人们的眼睛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为某些东西所蒙蔽。这造成官场中人的性格有时并“不鲜明”，并不张扬。有的虽是“真清官”，但也许比贪官野心更大，只是过于胆小或没有机会而已；有的虽是贪官，人们也知道他是贪官，但没有足够证据将其曝光，因而他仍然做他的官；有的贪官隐藏更深，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个清官，像周密，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不仍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副市长吗？可以说，艺术性格的鲜明与现实性格的不鲜明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呼唤的是一种新型的审美辩证法，只有揭示出此等性格的“不鲜明”及其形成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动因，才有望塑造出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形象。
贺：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问题。还有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问题和对生活的熟悉问题。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隔膜，就像古代一个皇帝问灾民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一样。许多作家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他写现实，凭的是想像和才气，并不是对生活真正的熟悉和感悟。
何：因而，我们能看到当我们在“现实主义”或 “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讨论当下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品时，当我们在凸显这些作品对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关注的同时，其实遮蔽、悬搁了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我们也会发现“启蒙”、“救亡”、“革命”、“改革”的现实诉求制约着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充分孕育和生成。可以这样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并没有在现实主义美学与现实的伦理、道德诉求和社会功利方面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没有能超越认识论的局囿，把现实主义真正上升到一种美学形式的实践。相当长的时间里，现实主义写作所担当的只是民众的心理焦虑和郁积的疏泄的通道。从这种意义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写作一直和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某种暗合和默契，现在坊间流行的所谓的“反腐文学”、“官场小说”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