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反腐文学．现实主义．小说类型学
作者：张光芒等
何：确实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警惕。在一个号称有着几千年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度，谈论重提现实主义精神也许有些出人意料，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学中“现实主义”已经成为层层累积、歧义丛生的概念。因而，在我们对一些作品进行“现实主义”考察时，首先应该对“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做一番细致的梳理，从而使现实主义写作和对现实主义写作的研究变得自觉起来。从我的观察来看，现在有一些作家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阎连科就是这样的自觉的作家，在他新近出版的《受活》题记中，阎连科写到“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一些；现实主义——我的坟墓哦，请你离我再远些。”当作家从反思现实主义开始现实主义写作的时候，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反思，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提也许会成为可能。
贺：“现实主义精神”确实是很复杂的概念，尤其是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中更是如此。但我以为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贴近生活，忠实生活。从生活出发，揭示出生活的深层真实。但绝对不是“典型”——说实在的，我一看到“典型”这个词就头皮发麻。多少人曾经借着这个词语给他人戴帽子、打棍子，又有多少人利用它将文学的内涵狭隘到完全的政治奴仆地步。其实，“典型”到底应该是什么，谁都不能准确地说清。它只能是一顶帽子，一根棍子，一个口号。
张：像《清官故事》、《首长秘书》这类颇受欢迎的创作，其实不但在人物塑造上多受忠/奸、清/贪的格局的掣肘，在叙述上也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结构模式，即往往以反腐斗争的开始——深入——结局为特点。尽管其中有曲曲折折的过程、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但总是脱离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框定与“清官情结”的传统文化积淀。反贪小说创作模式的最大缺陷并不在于它没有渲染出世纪末文化转型期官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生死抉择的必要性，相反，备受欢迎的这类创作莫不以其情节与人物关系的离奇曲折取胜。问题在于，它们从根本上没有深入至这样的层面，即官场绝不仅仅是官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交汇点与折射镜；同样，官场中人也不仅仅是“官人”、体制中人，而首先是一个“民族人”，进而还是一个“文化人”。换言之，官场小说往往流于“官场”与“官人”的复杂性，而没有从文化/国民性的角度与人性的高度揭示其背后潜隐的深层基础。而忽视了这个人性的基础，不但难以深刻地透射出时代精神的嬗变，真正的“反腐”也无从谈起。我想，正是这些构成了阻碍反腐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深入的一大瓶颈，要突破目前的现状，也必须从这里入手。
何：我要再提出一个问题，在20世纪批评语境中谈论现实主义，包括现在我们自己，其话语谱系来源于西方当是无疑，这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我们对中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总结是追认式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实主义多大程度上能覆盖中国本土的写作，特别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全球交往还不普遍时的写作的文本。就像周梅森小说题目《中国制造》，究竟存不存在“中国制造”的现实主义写作。
晓：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变，从小说创作的实际去总结新的理念、范式是应该坚持的路径，而不能用既定的框架去套，去圈定或剔除。我们今天的讨论才是个开始，距离我们的理想目标也很遥远，从反腐文学到现实主义，再到小说类型学，这中间的链锁还是大致清晰的，但细部的丰富可能更重要，不过我肯定，这种努力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因为一，在中国乃至世界，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自古而今至将来的现象，它给文学提供了勘探人性的矿床，其二，只有将反腐文学从小说类型学上予以研究才能有助于创作与理论的双重提升，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