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从叙事模式的转变到当代小说的转型
作者：季桂起
二
如果说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小说向“个人化”的回归，引发了中国当代小说美学形态的转型，那么接下来的小说叙事模式的进一步的变化则在强化这一倾向的基础上，更加推动了中国当代小说美学形态的转型。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突出的事实，这就是创作倾向与叙事风格的几乎是无限度的多元化，每一个作家作为个体对生活本身的感受和体验都是难以用一种群体性的精神标志或表达形式去概括的，以至于评论家们把这样一种状态称之为“众声喧哗”。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小说“个人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普遍性的潮流，它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小说精神导向或支配小说叙事内涵的地位的丧失。小说进入到了一个可以用多种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解释生活与描述生活的阶段。小说解释生活和描述生活的方式，不是由哪一种集体性的权威思想和话语来认定的，而是一种个人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随处发现那种从“个人化”视角出发对于自己叙事意图的择取：或者是从个体人生体验出发的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寻，或者是基于一种普通人心理与欲望要求的看待生活存在状态的态度，或者是一种立足于个人实际感受的企图颠覆传统历史文本的努力，或者是对世俗化的人生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毫无顾忌的扩张……等等这一切都在把当代小说引入了一个同传统的小说美学理想与叙事模式极为不同的表现领域。
作为这次小说转型的首要标志，是小说叙事内涵的变化。离开了由意识形态所导向的叙事意图，小说的叙事内涵普遍向着世俗化与私人化的方向转移。小说的创作既然成为个人对生活感受和体验的呈现方式，那么以往那种传统的体现着“社会历史意义”的深度模式在多数作家那里就受到了普遍的冷落。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被有意遮蔽的一些代表着个体人生价值的人性本能和生活内容，在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被作为刻意表现的叙事要求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譬如“生存”作为个体人生的最重要的人性本能和生活内容，成为某些小说的重要的叙事主题。在这些小说中，“生存”成为先于一切社会性价值的“价值”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有评论家特别指出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这一现象，他说：在目前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即使是一些很杰出的作品比如《活着》，讲的只是如何在历史动乱中活下来”。他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的指责，认为把“生存”作为先于一切社会性价值的“价值”，这是用“世俗逻辑”掩盖了文学应有的美学“逻辑”。③其实，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小说美学形态转型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也许会做出另外一种解释。对“生存”的关注，不过是小说放弃集体性经验而转向个体性经验的必然现象。从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讲，“生存”或“活着”的确是先于任何社会性价值的。小说对这一生命本能的关注，恰恰表现了小说基于个体人生观对人之存在的一种更深切的体悟。再如“欲望”的叙事主题，也得到了普遍性的关注。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中，“欲望”被处理成人的“本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候它甚至就是“人的本身”。“欲望”所代表的是一种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本能需求，是人的个体性借以展示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标志。以往由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所限定的生活方式，通过“欲望”的叙事还原为了个人所能够切身体验的生命形式。在陈染、林白、徐坤、鲁羊、邱华栋、朱文、张旻、何顿、述平等人的小说中，我们除了看到那种对“欲望”的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生机勃勃的渲染之外，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真切关注。虽然“欲望”写作曾经因其世俗化、私人化和直露性而为批评界所诟病，但正是由于这些小说的存在，我们却更为真实地看到了现实中人们具体的生命状态。实际上，它们是以自我体认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我们当下欲望化生存景象和欲望化精神氛围的生动写照。与“生存”和“欲望”的叙事主题相联系，是小说对“私人化”叙事空间的拓展。同以往的小说注重“公众化”叙事空间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说加速了一种向“私人化”叙事的转移，它们特别强调对一种个性化、私人化“经验”的诉说，有意远离公众的集体的意识形态“经验”。它们在对社会文化和集体意识形态划为禁忌的那些边缘生活地带寻找到了自己的叙事空间。如鲁羊、何顿、述平等人对那些欲望化的生活细节和人生场景的具体而细微的描述，包括对一些非道德、非理想甚至是犯罪情节的淋漓尽致的展现；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对那些隐秘的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女性躯体的揭示，对那些曾经是被公众生活所遮蔽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人生体验的讲述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为当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处女地。
在这一小说转型的过程中，叙事体式的变化也是一个相当引人注意的现象。从叙事体式上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说，既有对在此之前的“先锋派”、“新写实”、“新体验”等新潮小说的继承，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尽管90年代之后的小说在具体叙事体式上各有不同，在叙事视角、叙事方法、叙事话语等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的差别，但是，如果把它们同在此之前的“先锋派”、“新写实”、“新体验”等小说做一个整体的比较，还是能够看出它们在叙事体式上所发生的共同变化。
变化之一是叙事结构的自然化或者说解构倾向。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无论是“先锋派”、“新写实”还是“新体验”小说，它们在结构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这就是特别注意“结构”在叙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因为当时支配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思潮便是“文体意识的自觉”。甚至有人曾提出“形式即内容”的过激口号。莫言用一个统一的意象作为支点来结构小说的方法，马原故意设置的“叙事圈套”，残雪有意识的用“非意识”的方式来处理小说结构的手段，苏童的“残缺的梦幻记忆的碎片组合”式的叙事结构设计，余华的用幻觉、联想、梦幻和潜意识连缀的方式将生活打碎后重新拼接的“马赛克”结构，刘震云的以人物性格线索连接细小生活插曲的情节组织方式等等，都无不表现出当时作家们对“结构”的重视与追求。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作家普遍表现出对于“结构”的淡化意识。他们强调小说艺术的“返璞归真”，强调一种在“无结构”意识的状态下进行写作的境界。鲁羊曾经说过：“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新的不如说更个人化的理解”，④这种“个人化的理解”就是把小说看成自然而然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作家的刻意营造。他们的作品特别注意在一种贴近于生活存在或内心存在实际现象的状态下来构成小说的叙事情景，不特意为小说的叙事情景建构一种外在的结构模式。与这种淡化“结构”的意识相联系，是这些小说对生活的日常性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的重视。失去了刻意营造的结构及其艺术化的情节组合形式，这些小说的作家找到了“细节”这个可以让他们一展叙事身手的领地。无论是生活细节还是心理细节，他们的描述都到了几乎是不厌其烦的程度。这些小说的很多作品所叙述的是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常生活。在结构解体之后，细节构成了这些小说叙事内容的最主要的元素。细节的琐碎使它们的叙事更加接近于生活本身的真实，而不是像以前的小说那样依然保留着“戏剧化”情节的影子。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以往对小说的理解和对小说的阅读期待。读这样的小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对故事或性格的理性的把握与欣赏，而是对一种“浮世绘”式的生活细节的感性接纳。我们仿佛置身于生活之流中，看着那些生活细节的浪花一一在身边掠过，但却无从用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记录它们。我们试图想用理性之网来捕捉它们，但抓到手里的却不过是一堆生活的碎片。对“结构”的淡化和对细节的重视表现了“新生代”小说对小说艺术的重新定位，也显示出小说美学本身的一种发展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