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从叙事模式的转变到当代小说的转型

作者：季桂起

　　变化之二是叙事话语的市井化与私语化。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王朔是当时的典型代表。“市井化”是对于当代小说注重意识形态话语的“崇高化”的消解，是伴随着小说个人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叙事话语的市井化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这是因为当时的小说创作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新时期的主流派创作，延续着新时期文学贴近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传统。同时的“先锋派”小说，立足于一种精英文学的意识，在叙事话语上采取了一种试验性的写作策略。这些小说在语言表达上扑朔迷离、佶屈聱牙，很难为一般的受众所接受。只有“新写实”小说用一种朴实、平易、通俗的文风推动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进程。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已经呈现出广泛蔓延的趋势。不仅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使用的是市井化的语言，而且一些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先锋派”作家也纷纷转向，放弃了自己以往的语言风格而走向了市井化。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所带来的一个主要效果是对于都市、乡村那些同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欲望状态产生直接联系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真切描述。在这种描述中，人们显示出了他们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着的另外一面的生命真实与人性内涵。如何顿的小说主要写都市无业游民进入市场经济后的生活内容，用俚俗、杂乱甚至粗鄙的叙述语言和描写文字把那种充满着本能、欲望的生活情状一一展露出来。随着小说的叙事空间向私人生活特别是隐私生活的拓展，小说叙事话语的私语化倾向也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是较难看到的。私语化的叙事话语主要传达出的是一种个人化对待生命存在与生活状态的态度，是一种个体人生心态的显露与敞开。它所透露的信息，表现出小说从一种公众话语的传播方式向私人话语的记录方式的转移。在陈染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用近乎“呓语”的内心独白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的大胆挖掘与展示。而在林白的小说中，那些对于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隐私心理的披露，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小说话语私语化的表现特点。应该说，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与私语化都是小说叙事模式和美学形态转型的重要标志，它们真切地记录下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小说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趋势与向个人化生命存在形式的回归。
　　
　　三
　　
　　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这一转型时，有的研究者过于强调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如“后现代”文学思潮、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法国新小说、新叙事学理论等。其实，包括叙事模式转变在内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小说美学形态的转型，其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语境的转变。
　　首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局部扩展到全局，由表层向深层推进。这一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而推动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加深，全球化语境扑面而来。全球化的根本意义是在消解地域内涵和本土属性的抽象性的基础上，以世界性的市场带动经济、文化上的一体化。因此，怎样在这个逐渐被一体化覆盖的“世界”中重建人的个体自我认同和具有独立特点的文化精神体系，即如何为我们在世界一体化的存在中创造一个具有个性意义的内在空间，便成为了中国文学目前的基本主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和文学开始经历着一场真正具有“凤凰涅槃”意义的解体与重构的历史转换。政治生活在人们生活和意识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济生活的地位不断上升，使得世俗化的生活目的和利益追求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主要内涵。对于人们来说，大家更关心的不是以往总是处于公众意识中心地位的“国家大事”、“社会热点”，而是自己具体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以往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信条对人们不再具有那么神圣的绝对的无处不在的召唤力，实际的生活利益和生存欲求则越来越成为人们选择和从事某类社会职业的内在动机。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到来，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开始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关系不仅调节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生活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私人生活的领域。这些新的社会生活因素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
　　其次，自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十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调整和转化。以往单一的、封闭的文化结构在不断涌入和重新崛起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冲击下趋于解体，民族精神也在经历着一个新的重构过程。实际上，这种民族精神的重构过程从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寻根文化热”，直到目前中西文化融合的全球化问题的持续探讨，一直在进行着，开始形成变革社会文化结构的巨大促动力。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和多元文化因素的形成，使以往强规范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有力的冲击。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三股文化潮流交错、冲撞，使得我们以往依靠文化强控制手段维持的意识形态百孔千疮，不得不从上述文化因素中提取有用的成分弥补自己的不足，而这又给那些异质于主流文化的新文化因素的流行打开了合法的通道。所以多元化文化结构的出现，必然带来社会思想观念系统的紊乱，造成人们从人生观、价值观到文化心理的失调与失重。许多人曾对此不能理解，忧心忡忡。其实这正是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文化多元化本身的功能就是适应不同民族、地域、阶层、群体甚至个人的文化需要，为个体的人提供更大的精神生活的空间。伴随全球化的潮流，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生活必然使社会从群体本位化向个体本位化过渡，这种现实生活的变动正是文化多元现象生成的社会基础。
　　上述社会的变化给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在于，随着政治生活中心地位的失落，文学也开始疏离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断调整自己同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多种文化因素的增长促使文学更急剧的分化，文学不再依附于某种单一的文化系统，也不再追求统一的精神特征。文学因此而走向了“边缘化”。而当代小说的转型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其实，无论是小说叙事内涵的世俗化与个人化、叙事结构的自然化与解构倾向，还是叙事话语的市井化与私语化，都不过是文学“边缘化”的产物。“边缘化”既促成了作家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促成了作家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曾经有人把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现象称之为“文学的失落”。所谓“失落”的含义主要是指小说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淡化。的确，90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表现出疏离现实，不再追求文学的教化作用，作家的创作意识由崇高向世俗转化的趋势，甚至有的作家公开宣称要“放弃崇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下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小说发展中一种很正常的现象。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习惯于把文学绑在政治生活中心地位的战车上，因而造成人们的一种错觉，以为文学只有扮着崇高和严肃的面孔才是正常的，否则便是失常。其实，正常的文学生存状态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老是期望用一种模式来容纳所有的文学现象才是真正的反常。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正是一种走出“失常”回归正常，走出“特殊”回归一般的历史趋势。小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曾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被称为“街谈巷议”。作为闲暇时的消遣曾经是小说一种特定的功能。而90年代由叙事模式的转变所代表的小说转型，恰恰是表现了小说功能向“闲暇”的回归。它使小说挣脱了以往由意识形态所强加的许多非文学的沉重“义务”，重新皈依于自己童年的家园。如果我们把小说的这一变化看作是一种“失落”的话，那么在这其中失落的并不是文学自身，而正是那些文学之外的东西。小说从那种积极干预政治生活和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追求意识中退落下来，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事实和个体化的精神体验，应该说这才是小说真正作为“文学”的开始。
　　
　　（作者单位：山东德州学院中文系）
　　
　　①刘再复《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本杰明《本杰明文选》（陈永国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③陈希我等《回到文学基本问题——第二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人民文学》，2004年第1期。
　　④鲁羊《天机不可泄露》，《钟山》，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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