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日常生活叙事电视剧：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作者：张 晶 熊文泉
以发现或探索当代日常生活的真实意义为审美理想的日常生活叙事剧，当然不能犯博德里亚尔所说的“完美的罪行”，而应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思想指导下，以当代大多数人的情感状态和生活实际为“原本”、再现丰富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表现置身其中的当代人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上海一家人》、《咱爸咱妈》、《儿女情长》、《外来妹》、《今生是亲人》、《全家福》、《一年又一年》、《嫂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亲》、《大哥》、《牵手》、《来来往往》、《静静的艾敏河》、《刘老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女人不再沉默》、《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过幸福》、《空镜子》、《结婚十年》、《当家的女人》到《浪漫的事》等优秀作品以深刻细腻的“笔触”直面社会人生的深层矛盾，于喧嚣纷乱中引领着人们来到一方宁静的美学天地。使中国电视剧得以见证了当今的各类文化圈层、个性主体情思的嬗变。
《嫂子》、《大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剧饱含深情地走进了那群被鲁迅称之为“民族的脊梁”的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里从此多了份对顽强、宽厚的大哥大姐的发现与回忆，也让我们多想起了一些对人生有警醒作用的真实的过去。诚如《大哥》的导演王栋、潘明光在导演阐述中说：“把视点聚焦在一个普通家庭，用一个个我们身边的故事反映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迫切性。”14
毋庸讳言，生活中有美也有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女人不再沉默》将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丑，运用自然主义的冷静手法速写了日常生活中阴暗丑恶的一面，展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心理，这类“审丑剧”同样也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
《刘老根》、《马大帅》、《村官》、《希望的田野》等剧聚焦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全新的角度反映了当前城乡文化冲突与融合，对农民共同致富、农村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当代转型作出了深层次的思考。《刘老根》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深情地叙述了远离文化中心的偏远地带的农民在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活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疑惑、阵痛与欢乐，刘老根经营的“龙泉山庄”生动地表达了农村资本的艰辛积累以及这种资本在纳入当代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的困扰、困难与生机。正如曾庆瑞先生所说，“《刘老根》也说农业、农村和农民，赵本山塑造的刘老根，是以往屏幕上少见的农民形象……是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亮点”。15
生活本来就是多义的，所有的理解都是多个话语的对话。以《牵手》、《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等剧坚持与传统婚姻道德规则进行对话，它们不断变换着日常生活场景、言说方式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事业有成之后，发生婚外情，引起家庭的危机并解体的故事。这一系列的关于“性或个性解放与伦理道德”的探讨——虽说这些作品对婚外的恋情寄予了种种同情与理解，但是谁都不敢从根本上打破中国传统的“结发夫妻”观念——最后都在“一声叹息”中或委曲求全或艰难跋涉。尽管就生产机制而言，它们并不想反抗传统，只是在迎合市场需要不厌其烦地复制，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叙事结构及其价值取向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故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上演。
这种内化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家庭婚姻观念直到《空镜子》、《浪漫的事》才开始灵动起来。《空镜子》不再停留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家庭变迁话题上，而是以审美文化的高度切入新世纪中国女性的日常情感生活，深度反映了觉醒的女性意识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的回应，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作出了探询，折射出多元文化冲突下中国女性的文化焦虑与提升。在面对当下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时，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内心都经历过迷惘、失衡、分裂与调整的过程，有的人也许能像孙燕一样最后超越浮华，体验到童心与欢笑，有的人也许终生居于“无目的选择”的痛苦之中，就像孙丽一样，表面上忙忙碌碌让人羡慕，实际上飘忽不定精神备受煎熬。妹妹孙燕是一位思想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在潘树林／翟志刚／张波所构成的男性层级中艰难地选择，可贵的是，孙燕能在每次选择进行自我的确证，终于历经坎坷后达到幸福。姐姐孙丽的人生轨迹还是一个关于性与文化冲突的隐喻。她任由没多少文化的马黎明和高级知识分子张波一分为二，然而肉体快感与文化认同快感的分裂并没有使她徘徊不前，出国后她一如既往地继续新的人生体验……人是否有权仅为获得肉体的快感而运用这种官能呢？圣奥古斯丁早已作了有限肯定的回答，婚内的性自由是可以的，否则是与贞洁背离的淫欲和下流，是不道德的。康德进一步修订说“当人不是被一个实在的目的而是被一个想像的目的驱向肉体的快感时，当人本末倒置地自行创造出一个目的时，肉体的快感便是反自然”。16在康德看来，性是纯自然生物所具有的保存自我的本性，人类也不应违背这种“自然”，当然，我们不可能拘泥于圣奥古斯丁，也不一定要回归康德，但是，当代人的性别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超前觉醒却是个无法回避的痛苦与迷惘，所以姐姐孙丽的灵魂是分裂的，永不能安宁，……最终在妹妹孙燕与潘树林喜结良缘的笑声中若有所思。尽管该剧有意将孙燕的文化水平定位较低，有种“轻贱文化”的偏见，但将追求生存自由与生命圆满上升为人类的本能，这正是《空镜子》的审美价值所在。
《浪漫的事》进一步深化了《空镜子》的审美追求，再次显示了导演杨亚洲高超的日常生活叙事能力，彭玉、倪萍、朱媛媛和张延等自然细腻的表演也深得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精髓，是日常生活剧发展到今天的杰作。无论从美的形式还是从审美理想来说，均使中国电视剧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之纬上达到了“历史新高”。
自《渴望》以降的日常生活剧，往往采用“类型化”的艺术生产模式，王朔在谈到《渴望》的创作经验时甚至视之为通俗文艺的“铁的规律”，17在《牵手》、《结婚十年》等剧中都清晰可见“类型化”的“丈夫”、“妻子”、“第三者”形象以及相似的“情节发展轨迹”。
其实“类型化”是艺术生产既要遵循又要突破的悖论，虽不可能完全丢掉它，但决不能不去突破！最为可贵的是，《浪漫的事》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人物的文化身份、个性特征和人生际遇都不是非此即彼的线形结构，突破了“性格单一”、“人物脸谱化”、“情节老套”、“二元对立式价值取向”等“类型化”的艺术生产模式中的通病。
《浪漫的事》既是一部诙谐的生存喜剧，又有深刻的命运悲剧成分。“‘诙谐的’可以下定义说是泪中的笑，苦笑，从喜剧的到悲剧的或从悲剧的到喜剧的那种突然转变”，18大女儿宋雪与郭明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传统婚姻观念中“般配”的典范，在遭遇失子之痛后，两人却不堪一击，成了最没有能指意义的生命符号。为寻回昔日的爱，宋雪去看望出差千里之外的郭明达，就在“当地老百姓都喝不上水的地方”生长出的一对“夫妻树”下，他们竟也参不透生命的真谛，赫然一个关于当代文化人自然生命力尽失的隐喻！找回失去的儿子后，都很理性的宋雪与郭明达却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和谐状态，与其说这是人的生命的不可重复性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文化人生命再生能力的贫弱使然。宋雪与郭明达的矛盾体现了现代科技中反人性的一面，是一种理性的无奈！是现代人性遭遇坎坷的悲剧！然而在“失子”、“寻子”、“失子归来”、“离婚”、“再婚”等叙事中却充满了诙谐、打诨、滑稽等戏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