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重提王书怀兼论诗的读者困境
作者：邢海珍
时期的需要。在《尝试集》的“自序”中，胡适先生说：“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⑦胡适的新诗“尝试”意在打破旧诗词的枷锁镣铐，但他却没有从旧枷锁镣铐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是郭沫若、艾青等一大批人的努力完成了新诗自由体式的建设。我认为，随之而来的散文化趋向是新诗自身很难克服的一大弱点。过于散，使诗失去节制，有时与散文划界不清，缺少诗意必要的凝练与提纯。那些在诗的传统性作用下已成习惯的人就难于接受新诗。正如著名诗歌理论家谢冕先生所说：“公允地说，是诗体的解放给中国诗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白话新诗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大量的非格律化倾向，的确也给新诗带来了一些与受众欣赏相脱节的问题。”⑧新诗之“新”的本身带有一定的负面性，闻一多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用格律化的方式以求匡正。但因新诗的自由性征与矛盾对立的格律很难携手，而格律化也不易操作，所以无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新诗的另外一个弱点是西化太过，对民族文化吸纳不够，与大多数人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隔阂。新诗一诞生，就要与传统诗歌拉开距离，于是向西方诗歌学习就成了反传统的一种出路。大诗人艾青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化，他曾说自己的诗歌是受了法国诗人凡尔哈伦的影响。读他的诗，我们明显感受到与中国的诗歌传统相去甚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大量涌入中国，许多诗人饱读西方诗歌，受其影响实属正常。这种全球化的趋向在中国新诗中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多数诗人走进了一种与中国诗歌传统完全不同的话语形态之中，从语汇到句式都流荡一股很盛的洋风。如此说决无贬意，甚至可以说这种话语方式对汉语的质量也是一种提升。但是这种整体的趋同性有一种单调感，使多种语言风格的追求有了一种来自新诗肌体内部的抵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方式使大多数读者对诗产生了语言障碍。我随便翻开一本诗歌刊物摘抄两段：
四望之下
没有一幢土屋亦没有人迹
雅鲁藏布江边险峭的坡地上
一地向日葵一地蓬蓬勃勃的向日葵
是经谁的手种植的呢
(李云鹏《江岸的向日葵》)
我听见了空旷之上的滚动
像在不停地咆啸巨大到无声
这样的孕育锁住了阳光
盲目的骨肉漆黑的子宫
又粘又稠的血像重大的创伤
凝滞着天气转阴又转阴
(荣荣《孕育》)⑨
李云鹏和荣荣二位都是中国新诗的实力派诗人，他们的诗作都可说是有很高质量的诗歌话语。这样的诗从语感上看，正反映了中国新诗的基本特性，传统诗歌接续很难在这里找到踪迹。这种语言方式与我们的生活口语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许多读者不是轻易就能读懂的。如果这样的诗歌只是新诗的一部分，不是大面积铺展开来而成一种风气，在阅读中读者还可以各有选择。而今天的诗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读者冷淡诗歌就在这种话语障蔽中逐渐形成了。至少这是诗的读者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今新诗的话语与王书怀时代相比，更多的是深刻大度，是生命的感悟和穿透力，所以更具有内在化的特点。而当今的诗却缺少了一种畅达，缺少了读者阅读的快感和亲和力。两个时代，两种态势，能否形成一种互补呢?有人在传统与先锋之间取一种中间值，称之为“中锋”，也是一种不无道理的选择，诗评家毛翰在《话说中锋》一文中说：“如果说传统诗是入世的诗，其基本取向是关切并试图干预世俗社会生活，囿于形而下层面，可能缺少哲学思辨和宗教精神；先锋诗是出世的诗，其基本取向是高谈玄理和终极关怀，囿于形而上层面，远离社会现实，鄙夷时代使命感，中锋诗则希望自己既有着入世的执著，也不乏出世的洒脱，既有‘忧患在元元’的悲怀，又有‘把酒问青天’的逸兴。出入自如，能上能下。”⑩其实，新诗可以吸收多方面的营养来强身健体，可以找到多方面的读者兴奋点，不能把自己过度地封闭起来。在诗歌发展的进程中，哪一类都有生长的理由，只要不是一窝蜂，不是一统天下，各具特色，万紫千红，读者困境就地取材会有所改变。
王书怀所处的时代，从文学的境况看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时代，不适当地倡导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家诗人个性特征大面积丢失，诗歌自然处于一种萎缩状态。王书怀能够贴近生活，追求乡土和民风民俗的特色，写出了一大批诗意丰满的诗篇，实属难能可贵。其清新明快的艺术风格及对于生活细节的敏感，是我们今天诗歌应该学习的。这也是传统，新诗的发展应特别注意某些传统的优势，让我们的读者在诗中看到曾经熟悉或喜欢的东西，这样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染力。
从诗歌文体的特性看，诗歌主情，是诗人抒情言志的载体，诗的个人性很强，许多时候是诗人自己对自己说话，与其他文学文体比较，诗是孤独的表达。当诗人陶醉在自我的情境之中，就可能产生一种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心态，有时与读者难于沟通，不被理解。当今的中国新诗对于写作的诗人来说是重要的，或者说写作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诗人自顾写去，不过多考虑读者的冷热，诗的存在主要体现为诗人的写作行为。作为诗人本身抒写的艺术，诗歌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毕竟完成了一种内在表达的过程，应当是诗的价值的实现。但是，诗歌发展到今天，作为文学已经有了极大的社会性，不能再满足于诗人一己之情的抒写，而要让个人的内在情怀成为更多人能够引起共鸣的交流形态。这就要求诗人们进行多方面的努力，让诗歌从个人化的吟唱走向读者的大众化阅读。著名女诗人赵丽华说：“作者和读者，的确像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我们的诗歌，很大程度上，哪怕很自我的感受，它落实在纸上仍然是要面对读者的。读者买不买账，接不接受，是很关键的。”[11]即使读者不是判定诗歌好坏的尺度，我们也应尽量争取到多一些的读者，这是诗歌价值充分实现的一条必要的途径。
与其他文学文体所面对的现实一样，诗歌的读者困境与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不无关系。语言文字形态的印刷媒体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了动感效果图像媒体与迅捷传播的网络媒体的严重挑战。诗歌毕竟是古老的文化形式，即使新诗诞生的时间不是太长，但它必然承续着传统的诗性特征而存在，对于复杂的现代传媒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在现实生存空间中，人们要从事多种文化活动，纷纭匆促的快节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那种四平八稳的阅读心态，诗这种本来就孤独的文体则越发孤独了。现代传媒的多元化虽造成了诗歌的读者困境，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语言文字形态的印刷媒体还将存在下去，读者还将在现代化传媒发展的势头中继续进行包括诗歌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