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解释存在，追索内心
作者：胡传吉
限，我们只能梦想这种有限的梦想。
早在1999年1月，谢有顺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写作状态：“在这个学术成了一种夸耀的时代，似我这种兴之所至、从自己的感觉与理解出发的写作，该处于什么位置，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或许我疏远冷漠的学术，注重文学与自身当下生存境遇的互相阐释，实在也是我的个性所致，它反而助长了我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文风，并非什么坏事。”“我写作小说评论，许多的时候，是从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结果我发现，它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依然有效。”他进而说：“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我们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我们内心的冲突•自序》)
笔者曾在《谢有顺的文学姿态及其对小说家关注的空白》(2003年)一文中这样分析过他的三种写作姿态——姿态之一：回归读者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姿态之二：在作家与理论家之间游离的状态；姿态之三：时刻呼唤当代大师的热情及梦想未来的勇气。到现在，我也无法用新的语言去取代2003年我对其文学姿态的分析，语言不讨巧也不华丽，但上述文字能代表我的原生态想法，当然那时的我漏忘了他的身体姿态，他的个体文学行为始终与其文字保持一致，表里如一，后面将专文研究。 这里说的姿态之一，我是想找到他的身份认同感。如果一个批评家羞于承认自己也是一个读者的话，那么他的文字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定位。当下的批评家害怕承认自己首先是一个读者，而不是批评家。某些批评家不仅耻于提自己是读者的身份，也害怕承认自己个体身体的存在。谢有顺最可贵的姿态是，阅读始于读者身份，但是文字又高于读者。姿态之二我是想找出他的文字姿态。疏远文学理论，但又保持一定的尊重。但其文字又始终身在文学现场，在他2004年5月出版新著《先锋就是自由》中，可以再度清晰地看到这一状态。姿态之三我是想找出他对当下、对未来的真实想法。在《活在真实中》一书中，他表现出他内心真实的阴郁、冲突，这种情绪也许来自内心的愤怒，但只要一个人心中还有愤怒，那么他的心灵就会远离麻木，内心一定还会有期待。所以，从《先锋就是自由》、《话语的德性》、《我们内心的冲突》等书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热爱文学的激情：相信当下、看好未来，有批评，有肯定，有取舍，有判断。“虽说所评的作家都是我的朋友，但我保持了自己批评的独立性，没有(也不愿)一味地吹捧他们。坦率直言，反而加深了我与他们的友谊，这是让人欣慰的。”（《我们内心的冲突•后记》)他的批评得到读者的认同，得到作家的理解，从而达到了批评的现实目的。当然，我也曾质疑过他对当代大师现身的过分渴求之情，我担心过分的渴望之情反而会使他不小心成为造神运动中的一颗棋子，担心他成为一面扛在队伍前面的动人的旗帜，幸好令人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文坛走到今天，再看看《先锋就是自由》的步步痕迹，也证明他对当下的判断是准确并且有效的。但我想，在他今后的写作生涯中，过分渴求大师现身的情绪也许是应该值得警惕的。
如果一个批评者选择了独立在野的写作姿态，我能理解他那份孤独和勇气，他需要承受来自那看不见的体制秩序的无形压力，他需要承受时时怀疑自己的压力。但是独立在野是批评家理应承担和具备的内在气质，因为你无法代替你的读者思考，你只能间接或者直接地启发读者如何思考，这种“代表谁谁谁发言”的公共话语、集体话语在人文领域、民间地域里，有可能引发语言暴力现象以及话语权垄断现象，因为读者这个名词本身是抽象而值得怀疑的，只有落实到无数个个体上才是具体的。事实上批评者无法代表谁，除了他自己之外，批评者无法代表别人。批评首先应该缘于个人立场。 独立在野，自由，来自内心的真实，来自“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谢有顺语)，这是先锋的姿态，也是批评者应有的内在气质。
三、为冲突中的存在命名
如果只停留在写作姿态上，那么我的写作动机是值得怀疑的，写作对象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冲突中的存在命名”，是批评者介入、干预批评对象的必要路径，我指的“命名”不是下定义，而是指对当下有所判断有所取舍。命名的准确与否，这要看批评者的智慧，但如果文字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再或者，一味地盲目棒喝，必然会距真实有效的批评越来越远。“为冲突中的存在命名”不仅仅体现批评者的勇气与智慧，更重要的，这种举动应该是批评行为的本能回应，可惜的是，我们读到的很多批评已经丧失了这种本能反应，而走向了堆砌资料炫耀学问的狂热大比拼。只会让空虚更加空虚。
个体、身体、自由、真实、生活、存在、人性、良知、伦理、冲突、信心、勇气、消费、叙事、知识分子……这是谢有顺的《先锋就是自由》一书的关键词。撇开宏大吓人的体系，我们从他的关键词入手，从那些事关中国文学最基本最实质的重大关键词入手，看他如何为冲突中的存在命名。
“当下”是当代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最大关键词。
在当代中国文学声名狼藉，在某些中国文学教授公然宣称从来不看不屑看当代文学作品之际，他这样说：“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在二十世纪的后期才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当那些被压抑和被损坏的艺术创造力觉醒过来，文学自然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我们不应对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过于悲观。以我的观察，在貌似混乱和喧嚣的下面，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正积蓄着一次巨大的裂变，所预示的正是通向伟大文学的前进方向。”(《叙事也是一种权力》)他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应该是“当下”，如果比较起上个世纪50、60、70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当下”的文学现状持乐观态度，仅仅二十多年时间，我们要奢望怎么样的文学大跃进?“文学是慢的历史”(谢有顺语)，二十多年的时间，能有今天这么多的个性文字涌现，虽然远远不够，但比起那些苦难而迷茫的几十年来讲，已是幸运。像格非的近期作品《人面桃花》还有余华的新作等，都预示着先锋作家已经从“怎么写”转入到“写什么”的探索，这并非简单的轮回，是因为我们的文学被特殊年代的特殊激情切掉了与传统的血脉关系，我们的文学不得不每向前走一步就要退回半步去寻回与传统文学相关的养分。面对看似热闹但实际又艰难的“当下文学”作出并不悲观的命名，需要良知，需要不盲从的勇气，当然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之所以对“当下文学”不悲观，是因为谢有顺发现了在混乱与喧嚣的下面，中国当代话语发生巨大变迁，并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反抗总体话语，走向个人；反抗现实制约，走向虚构；反抗形式崇拜，走向私语；对话时代已经来临，叙事也是一种权力。可见，他的批评并非是口号式的，而是有预见性的。对当下作出批评，不能撇开当下的存在，从存在的理解开始，这是谢有顺一向的写作维度，而对存在的理解，又不仅仅适用于对“当下”的反应。
“身体”与“存在”组成一对重要的关键词。
2003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身体修辞》一书，里面非常详尽地论述了身体与伦理的辩证法。而《先锋就是自由》一书中收录了他的《文学身体学》(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