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解释存在，追索内心
作者：胡传吉
一文，可见他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在恶意将身体等同于“下半身”、等同于肉体的时代，提到“身体”二字人们就会联想到女性、联想到下半身，从这种偏执中，足见国人对个体身体的忽视与麻木到了何种惊人的地步。人们对个体身体不能做主的时间久了，便会渐渐忘却个体身体的存在，被革命被专制被压迫的身体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革命到最后，往往变成一场消灭身体的运动：它或者造就一个个驯服的身体(像‘文革’时期那些弯着腰生活的知识分子)，或者把一个个不驯服的身体(如张志新、李九莲、顾准等人)折磨至死，让他们在身体上变成一个无”。“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会要求文学写作必须抽空身体和身体的细节，而空洞地屈从于一个思想目标”。“……文化阉割了身体，以致文学史留下了许多没有身体的、大而虚的作品。”在文学的历史上，日常生活的细节常常生活在暗处，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暗处，像《红楼梦》、《金瓶梅》等作品，还有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直到身体有限度地醒来，才充当了文学造反的主角。在肯定身体的在场时，谢有顺又对肉体乌托邦表示了忧虑，进而表达了他自己对文学身体学的初步理解：“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拽住了灵魂的衣角，也许身体才能真正在场。个体身体，是最基本的存在真相。“之所以我们觉得还有活下去的价值，就在于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变的、不动的、最基本的东西。”只要人类还在，个体身体永远是最基本最恒久的东西，如果文学还在，就绝不能漠视个体身体的存在。
“真实”与“现实主义”的异质同构。
其实这两个关键词不仅仅是批评家的困惑之处，同时也是作家们困惑的地方。尽管阎连科在《受活》“后记”中用十分恶毒的语言强烈抨击现实主义之害，甚至今天的文学界再提现实主义，似乎就跟落后保守扯上了关系，但是谢有顺说：“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因为无论他笔下的内容是怎样晦涩或先锋，对他自己来说，都是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作家的根本处境，同时也是他的语言处境。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存在就是现实。” (《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生活真实不等同于文学真实，但是表述得好的“文学真实”会让“生活真实”更真实。“卡夫卡的甲虫的真实，普鲁斯特在新的时空观里出示的记忆的真实，博尔赫斯的迷宫的真实，以及罗伯-格里耶的真实，等等，对巴尔扎克而言，都是变异或破碎的真实。……这样看来，艺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无非是关于真实的变化，以及传达这一真实的手段的变化。”(《真实在折磨着我们》)也许在当下的中国，不该去过分追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只有拽住真实人性的变化，抓住现实主义的变化，写出真实的当下境况，才是当代中国之幸。
限于篇幅，无法一一细究他的写作关键词，比如说细节、个体、理性、慰藉、尊严、写作与意义、乌托邦……都是值得注意的关键词。但是，要体会他的关键词，读原著更直接有效，那是他的真实存在。我挑出关键词来阅读，仅仅是我的阅读方式之一，也许这种方式会拆散“七宝楼台”，但这种细节阅读法也是对批评的一种理解姿态，如果不深入细节，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真相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关键词，都是围绕着存在而展开。正如他意识到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恒久的对象一样，上述提到的一些关键词也是文学领域里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的阅读方式在叙述他的表达方式。 他的批评或许也能称为是先锋的。任何时代都需要先锋“。先锋是一些对此时此地的生活最敏感的人。”(《先锋就是自由》)先锋也是批评的一种方向，不断求得自由变化，时刻有警惕性、时刻求变，但又时刻身处人性的生活之中，先锋不是一些人的专用名词，先锋是一种方向，先锋走在前面。 任何—种文字都有漏洞和破绽，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先锋也不例外。但如果其文字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读者，批评又为批评对象带来启示，批评已达到其有效目的。
四、写作困境和自我怀疑
阅历越深，阅书越多，顾忌越重，越不敢下笔。写到一定阶段，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肯定会遭遇其写作的难度，一为盛名所累，一为自己的焦虑所累。前者是客观存在的，而后者却是主要的心魔。
作家、评论家都是会对时间产生恐慌的人，但偏偏文学又是慢的历史。一方面要克服对时间的恐惧，一方面又要找到缓慢的感觉，另一方面又要试图留住年少时分的激情，将是谢有顺今后写作途中要面临的。 盛名既是避不开的，倒不如泰然处之。 但我大胆猜测，对谢有顺写作最大的折磨应该是来自内心的冲突、来自他对自己的怀疑。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随性而写，认为自己的写作没有体系。我的看法倒有所不同。从他的写作开端，他潜意识里就一直都在关注与存在相关与文学相关的东西。他的体系在暗处，可以用一些关键词串起来，那都是文学、精神最基本的生存现实，也是他自己一贯的追索。有时候，我在想，他有没有停下步子，回过头去读一读当年那些意气风发、才气逼人的年少之作?也许从他自己的过往，会得到更多的启发。好在，虽不自信，但也没放弃自己一直追问的对象。这种不自信，也来自于对象的复杂变化，小说数量以可怕的速度每时增长，而叙事艺术又复杂多变，这些都是所有作家、评论家都将面临的问题，所以，体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每一种文字，每一种体系，都有漏洞都有破绽。关键是，对文字敬畏之余还要把持住自信的定力。
他对自己的盛名有些不安的情绪。他认为“自己所写文字的乏力是显而易见的”，“比起那些隐匿在民间的思想者，文字如何与自己的生命本质达成一致，自己还差得太远。我更愿意把写作看成一个隐秘的内心历程。一边是清理自己，一边是自我援助，它真正的作用是为自己划定一个良心和理性的界限，为自己找一个精神徘徊的范围，为自己了解心灵内部的细节准备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写作并不能做更多。”(《活在真实中•后记》)即使不安，他对自己、对批评的处境认识仍是相当清楚准确的。 如果不走出这些怀疑的情绪，他的写作将深深被自己伤害，他一贯的勇敢也会一再受损。对批评写作最大的伤害源于不自信、失去激情、没有棱角。 而笔者本人对他以及某些作家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总在片面地夸大苦难，“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但有现实的苦难(‘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而且有人的心灵的苦难”(孙绍振语)。他的文字一再强调苦难，曾一度使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有幸福可言。仿佛一为幸福停留，人就变得庸常。我想追问的是幸福在哪里?永远在彼岸?幸福出现在文学里，会不会是一种罪过?如果幸福总是不被关怀，“幸福”也将变成苦难。为什么情爱、同情、关爱等基本情感在文学中总会变成苦难?幸福一正常就变成庸常俗套?是不是文字里追求苦难、痛不欲生才叫深度才叫高度，我一直在怀疑这个片面的命题。
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苦难让人活下去，而是幸福的感觉、有希望的感觉才让人的生存更加坚强，幸福并不等同于苟且偷生，幸福是权利，是希望。
当然，只有达到一定写作高度的写作者，才会深深察觉自己的写作难度，他的低调和自醒也许会牵引他走出困境。 ——至此，我努力用我的阅读方式叙述谢有顺的表达方式与表达重点，叙述他的写作高度，同时也大胆猜测了他的写作难度。他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他是独立的，但他并不孤单。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