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政治热情和理性的失衡
作者：吕家乡
这不就是“两个凡是”的写照吗?针对着“两个凡是”思潮，思想界所开展的关于实践是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的酝酿和通过，都没有促使臧克家跟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耽于个人迷信的心态使他既不能正确体认民族前进脚步的艰难曲折(一味高歌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也不能清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切实提高精神境界(只是陶醉于老当益壮的豪情)，也不可能把握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实质(只能笼统地表示献身“四化”的决心)。四个(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灵魂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如果思想感情仍在个人迷信的禁锢之下，献身四个现代化的豪言壮语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以把臧克家和艾青比较一下。艾青从1957年蒙冤，在诗坛消失了20来年，改革开放后复出。他针对着多年来盛行的、自己也曾参与的政治工具性诗风，呼吁“诗人必须说真话”，“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别人的心”。针对着仅凭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写诗的风气，他重新强调写诗要有灵感。个人遭遇和民族前行的曲折道路经过反思后，增强和提升了他的悲剧意识、历史视野和人文情怀，从而写出了《光的赞歌》(1978)、《古罗马的斗技场》(1979)那样的经典性诗作。而臧克家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并没有总体上的认真深切的回顾审察。1978年4月，他在《〈臧克家诗选〉序》中说，“由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浮在上面，没有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到创作的唯一源泉中去改造思想，体验生活，虽然经历了多次革命运动，受到教育、锻炼，有所前进，但面对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形势，总感觉步子蹒跚。这些年来，也写了不少的诗，触于目，动于心，很想对瑰伟的现实有所表现，用笔头参加斗争，但它并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1990年，他在自选诗集《放歌新岁月》的《前言》中又对自己在解放后的诗歌创作作了如下的自我批评：“我1949年春来到北平，从开国到现在，除了几次短暂旅游，一直呆在首都，沸腾的现实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似近实远了。我也歌唱，但是为眼前政治服务的多，徒有空洞的热情而缺乏切肤之感；所积不厚，诗意稀薄，政治与艺术，畸轻畸重，所以许多产品如过眼云烟。”自责虽然越来越重，但是着重归咎于没有深入新的生活，并未能打中主体精神状态、创作心态方面的弊端。其实，读者对于诗人、尤其是老年诗人并不只要求他们唱出新生活的赞歌，更希望他们写出对人生、历史的感悟和概括。艾青的《光的赞歌》、《古罗马的斗技场》就是这样的作品，阅尽人间沧桑的臧克家不是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吗?
臧克家多次宣称自己的观点不会轻易改变。其实改变是有的，不过往往是悄悄改过来。1976年春，他一面高歌《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5月3日作)，庆幸自己路线觉悟的提高，一面写了怒斥“天安门事件”(包括“天安门诗歌”)、批判邓小平的《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1978年11月，他写了《<天安门诗抄>捧在手》，表示转变了看法，但并没有公开检讨原来的严重失误(可资对比的是，诗人雷抒雁在名篇《小草在歌唱》中，赞颂张志新的同时，也责备自己的愚昧怯懦)。对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看法，臧克家也曾有重大改变。如对于胡适的《尝试集》，在他1954年11月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里，为了和批判胡适运动保持一致，是全盘否定的，但在1979年的修改稿中则改为肯定胡适“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创建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响的”。 这改变是怎么回事儿?臧克家并没有说明。由于臧克家未能郑重、深切地清理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只是悄悄地小修小补，致使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故步自封，和新时期的历史走向貌合神离。单就诗歌观来看，他对于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缺点不足看得过重，而且以偏概全，看不到它兴起的必然性和创新意义，公然表示反感，把它视为“一股逆流”，视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溢起来”的反映，一味指责而没能起到大家期望的扶持诗坛新秀的作用。1985年他所写的《诗界三希》中,谈到新诗界的大诗人的成就时，仍然只举出郭沫若的《女神》为典范。不能不承认他的审美视野偏狭、审美趣味滞后了。
在旧体诗的写作上，臧克家追求“三新”，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 “语言新”确实比较突出。他的语言清秀凝练，形象感强，能把现代口语和古代语言中的某些句法和浅近语汇融合起来，作到雅俗共赏。他自己对此曾经举例说明：“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试举二三诗句为例。‘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如果把它译成：‘诗的感情不像潮水那样有定时，夜半灵感袭来，好几次打开灯赶忙写起来’，试比一比，明眼人，自然会觉得哪一种有深味，哪一种无特色了。再如：‘秋来不用登高去，自有黄花俯就人’，是写王愿坚送菊花给陶钝一诗中的末二句。把它译成：‘重阳到了，不劳你远出登高看黄花，它自己送上门来了’。如果这样，便完全失掉它独特、创新的情味了。”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例子：“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傅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这些诗句的动人，也是主要得益于诗人的语言熔铸、凝练工夫。在融合古今语言方面，臧克家的旧体诗确实有创新之功。令人略感不够满足的是，如何在旧体诗中把现代语言的丰富多彩的语气变化传达出来，这个难题他并未尝试解决，他的旧体诗几乎都是陈述语气。至于“思想新、感情新”，臧克家则显得有所欠缺。他一再抒写不服老的情怀：“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抒怀》)“攀登犹自脚力健，只计前程不计年!”(《自寿答友人》)“壮怀葱茏春常在，头上白发莫相欺。”(《寿曹靖华同志八十诞辰》)……这种烈士暮年的豪情虽然感人，不过前人早已有之。更严重的是，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时，臧克家一直坚持对他的思想感情倾向颇成问题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表示“偏爱”。在这本诗集中，他把错误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当作新生洗礼来感恩戴德；自己本来是批判对象，却自命为“‘五七战士’，多么光荣的一个称号”。 在他笔下，他本人和五七战友们都有如此巨大的正面收获：“焕然天地变，五内新如洗。”(《创业》)“来回同路线，不是当年人。”(《五七战士赋归来》)“白头去兮黑头归，雨雨风风净尘埃。”(《赠干校返京战友》)。这本诗集掩盖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忧郁、愤懑抵制、求索觉醒，既扭曲了时代背景，又扭曲了广大学员形象，也把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简单化了。为了对比，可以看看和他同在向阳湖干校五连的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怀着愤懑的心情记录了干校中的“劳动改造”如何折磨老弱知识分子的身体，说明“劳动惩罚论确实是存在的”；所谓“政治学习”、“路线斗争教育”包括“深挖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等如何捕风捉影、栽赃陷害，以致把无辜的知识分子折磨得精神分裂，以致“X本老实，如今也学得卑劣起来了”。 张光年的日记则如实记录了他由真诚地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转而逐渐怀疑、觉醒的过程。他在“引言”里把七年干校岁月叫做“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他说，“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可也有坚强的向阳的毅力。”他还说，这一段荒谬岁月里所受到的教育之一就是深切认识到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臧克家却始终没有这样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