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文论历程的回顾与文学学术规范的思考
作者：庄锡华
思想的自由和认识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先秦形成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允许自由建言的社会风尚。同样的，近世欧洲出现的三次学术繁荣也同当时打破思想枷锁后形成的思想自由相关联。反过来，思想自由也必须有一个认识的支点：第一，不要幻想有一个人(譬如被恩格斯批评的欧根·杜林)可以独立统一不同的知识部门，像杜林那样，企图构建一个庞大到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并宣称自己发现了永恒真理，那注定要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苏格拉底死了，产生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也不要幻想有一个人的思想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恩格斯说：“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⑦认识的至上性，真理的绝对性只是在于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世代序列，在于认识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它的终极目的。
思想家早就发现人类具有这样一种思维惰性：一见某一事物不复有疑，或者一理论已被公认为合理，就会放弃自己的思考，而这个致命弱点往往成为人类所犯错误的半数原因。建国后长期当作指导思想的文艺观其实也不乏真理的成分，但是，真理性无法经受夸张——神化。事实证明，理论一成范式、一成铁律、一成定势就有落入教条陷阱的危险，而防止这种蜕变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一个自由讨论的活跃气氛。真理性必须放在理性审视、辩驳论难的天平上，通过各种意见的互相较量来确定，只要认识不终结，对思想观点的“猜想与反驳”、“证实与试错”的检验过程也决不应该停止。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文学发展的事实，它需要解决审美实践中碰到的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具有自觉意识的文艺理论家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突破前人已有的定论，超出人人能够认可的范围，由一走向多，由有限走向无限。由于认识的这种发展过程，已经不是滞留于演绎教条、固守成说，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因此，如自然科学实验一样，应该允许有差错、过失。遗憾的是，在那个时期里，我们允许自然科学实验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却不允许文艺理论探索中出现某种失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虽然也还有人提出过一些独立的见解，但是，由于这些见解超出了已有定论的阈限，因而经常受到严厉的贬斥，当事者甚至失去了申辩的权利。这样，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理论风尚，自由的失落必然会导致思想的僵化和认识的停滞。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①《苏轼全集·第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
月16日。
③《美学》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98页，岳麓书
社，1998年8月。
⑤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版。
⑥《清史稿·叶燮传》。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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