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走不出的男权阴影
作者：方长安 张文民
2.对“知耻之心”的强调：重廉知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⑦人应该培养知耻之心，因为重廉知耻会使人奋发有为。中国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有本质区别：“罪感文化”表现为个体对自己行为的判断，而“耻感文化”则表现为群体对个体行为的评价。个体得到群体认可，就感到光荣；个体为群体所拒斥，就感到耻辱。⑧张洁在小说中常以是否“知耻”给人物划线，《方舟》中的白复山、魏经理、刀条脸，《祖母绿》中的左葳，《无字》中的叶志清、顾秋水、胡秉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寡廉鲜耻，他们的存在衬托出主人公的“君子”风范。还有一种情况是：主人公由于言行不容于社会而被诬为“不知耻”，如《方舟》中“三剑客”的特立独行、《祖母绿》中曾令儿未婚先孕并产下一私生子、《无字》中吴为“伤风败俗”的一生等，从表面看作家对这些人物是赞赏的，然而她们遭遇到怎样的结局呢？“三剑客”受到的不仅是男性的欺凌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围追堵截，她们四面楚歌、身心憔悴；曾令儿对真爱的追求换来20多年被侮辱被损害的流放生涯；吴为一生追求理想爱情却遭到彻底失败落个发疯致死的下场，这一切难道仅说明“先行者的悲剧命运”么？未必。这样编排人物的背后恰恰是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耻之心”：对个体遭群体疏离的恐惧，对个体被群体接纳的渴望。《无字》对吴为和白帆私生子问题上自相矛盾的价值判断、《爱，是不能忘记的》煞费苦心的结构安排体现出对“婚外情”这一敏感话题如履薄冰的心态，这些都说明作家无法摆脱传统的“知耻之心”。
3.两性关系表达中的性羞耻与贞洁观：在中国传统中，“性”是最隐讳的东西，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贞洁文化”、“无性文化”。从张洁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出作家潜意识中受到这种传统文化遗留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性”的回避，对精神之恋的张扬；二是对“性”的贬抑、丑化。《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是纯精神的、唯灵的，他们苦恋20多年没握过一次手，相处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他们的恋情是“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清风”。《方舟》中的“三剑客”全部遭遇到失败的婚姻，谈不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小说还写到柳泉对性生活的恐惧。《祖母绿》中，曾令儿在与左葳发生的仅有的一次性关系中反应极其冷淡，她只是把这当作给予左葳的“还债”机会。《无字》中吴为与胡秉宸的恋情起始重复了钟雨与老干部精神之恋的套路，吴为对性生活也很冷淡，胡秉宸的一句戏言竟使吴为受到原子弹轰炸般的摧毁，导致他们性生活的终结。可见，张洁小说中的主人公对待感情婚姻强调的是志趣相投、精神相和，而对夫妻间的肌肤之亲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淡甚至是恐惧，这体现出作家对两性关系理解的偏差。真正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统一，情与欲的和谐，片面地强调灵的一面而忽视肉的一面，片面地张扬精神之恋而贬抑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观念无不受到传统“贞洁观”影响。张洁小说中还有另一个极端，即对“性”的贬抑与丑化，而且“性”常被当作丑化男性的工具。《方舟》中，柳泉的丈夫常常喷着满嘴的酒气强迫她“做爱”。《无字》中，当吴为拒绝胡秉宸的“做爱”要求时，胡秉宸恼恨地说：“白帆从来不敢对我这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跟她离婚？”“因为她不让我操了。”在胡看来，结婚就是找一个能“操”的女人。叶莲子千里寻夫到香港，顾秋水为了撵走她，竟当着她的面跟佣人阿苏“做爱”。……性成为丑化男性的工具，在作家眼里，“性”仍然是丑陋、下流的，是男人欺压女人的重要方式，这种看法的背后同样是一种传统的“性羞耻”、“性丑恶”观念。
三、隐含男性视角下的话语世界
张洁曾说：“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⑨这表明作者创作时女性意识不足甚或缺失，男性眼光构成一种隐在的观照视角，于是女性往往处于男权意识形态笼罩下，小说呈现出一个属于作者自己的话语世界，其特征主要有二：
1.女性形象的雄性化：表面上是在反叛传统女性身份，而客观上仍是把女性推向男性的附属地位。张洁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雄性化”女性，这些女性从外貌气质、言行举止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背叛了传统女性规范。《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沉重的翅膀》中的叶知秋都不漂亮。《方舟》中的“三剑客”容貌丑陋，对相夫教子、居家过活都不在行，或者离婚，或者婚姻名存实亡；然而她们却会抽烟骂人，会做男人活，像男人一样敢作敢为，疾恶如仇。《无字》中，吴为在与胡秉宸的恋情所引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大智大勇同样是一种男儿气魄，以至于在与胡秉宸结婚时吴为有些怀疑是自己嫁给了胡还是胡嫁给了自己。如果联系到以往把温柔美丽作为评判女性标准的观念，这些人物形象确实体现出作家对传统女性观的反叛，但是如果由此认为“所谓的女性雄化，是对统治人类几千年的男性本位文化的反叛，是女人天性的复归”，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雄性化”女性形象的塑造至少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对男性价值标准的扭曲、误解：生活邋遢、不修边幅、容貌丑陋、性情粗野，抽烟喝酒骂人无所不能，难道这就是典型的男人？二是以曲解的男性价值标准强加于女性，泯灭了女性身份：无论如何，男女在生理、心理、个性气质、思想观念等方面有明显区别，这种“雄性化”女性形象是对女性性别的抹煞，是对“男女平等”的误解，是以牺牲女性价值为代价向男性标准的靠拢。三是这种外貌与才情的巨大反差反映出作家对女性仪表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女性追求仪表美难道仅仅是“为悦己者容”么？难道不是自尊自爱的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女性？
2.对男权价值规范的过度展现：在张洁小说中经常看到对男权价值规范的过度展现，而且在这种展现中作家的价值判断趋于暧昧，这时作家成了男性世界的代言人。最典型的是《无字》中作家借吴为发的一段议论：“有时吴为而不是胡秉宸不禁发出感慨：一九四九年以后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好，还是不好？如果不取消一夫多妻制，女人们可能就会安于她们各自的地位，像旧生活那样，大太太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吃斋念佛，小妾们安于自己的妾位，无所谓名分的正式、大小，更不会想入非非，闹出那许多流入市井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离婚案。男人们也就满足了对女人总体的要求，更不必为平衡与诸多女人的关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她甚至想，新中国在男女之间造成的最大误会，可能就是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说到底，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11这是一种十足的男权论调！如果小说中偶尔出现这样的论调读者或许会把它当作一种反讽，但要是对这种男权价值规范不厌其烦地描绘、展现，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作家对此价值判断的暧昧，是讽刺、批判、谴责，还是渲染、炫耀甚至是嫉妒？也许作家的主观努力在于前者，但是一种隐含男性视角下的叙事却使她跌入后者的陷阱。身为女性却不能正视自己的性别，不能直面以往漫长的女性历史，不能执着于对女性的终极关怀，这恰恰表明在张洁心灵深处对自身性别的自卑与回避，而在创作中则表现出某种程度对自身性别的“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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