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大众文化:词语的政治性

作者:徐 勇




  这段话对于我们的界定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既然文化商业化可以制造一种大众文化来推倒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围墙,那它可以同样让通俗文化抛弃其乡土气息而融入各种变幻不定的语境。通俗文化的原本意义并不复杂,只是由于语境的复杂与多变造成它本身意义的复杂与多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文化只是作为通俗文化的原初语境与通俗文化划为同一。随着大众文化的侵入,通俗文化又被置入新的语境,脱离了其原初的意义。因此,在当代的用法中,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在某些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成为了同义词。
  斯特里纳蒂进一步指出,其实大众文化批评家们所划分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他们声称的那么鲜明,那么固定不变,在通俗文化与艺术之间,或者在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所划分的各种界线,一直模糊不清,一直在受到挑战,并一再重新划分,这分界线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始终都客观的和在历史上经久不变的。虽然大众文化理论倾向于宣称大众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相反的,它们是有争议的、不连续的、在历史上反复不定的”。因此,斯特里纳蒂最后给大众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为了尽可能简单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消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业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它的成长意味着:任何不能赚钱、不能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如艺术和民间文化”。
  事实上,论述大众文化的西方著作,在选择popular culture还是 mass culture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阿多诺等使用的是mass culture,晚期洛文塔尔等则是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 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待大众文化的评价的转变,即从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到否定与肯定并存(法兰克福学派晚期)再到肯定大众文化(当前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
  
  二
  
  其二是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语义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2006)一书中,陶东风在界定大众文化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这个问题。陶东风指出,“大众文化”这个词主要是从西方移植的概念,对应于英文mass culture。另外一个词,即popular culture,有时也被翻译为“大众文化”,但更常见的是把它翻译为“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中,他主张用popular culture 而不是mass culture来指称现代工业社会中商业性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消费文化,原因在于后一个词具有比较明显的贬义色彩。陶东风专门对此作注指出,据说,最先提出应该用mass culture而不是 popular culture的,是美国的文化批评家麦克唐纳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明确地带有贬义,他理解的“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在接下来的对约翰•斯道雷的介绍中,陶东风也作了一个注,解释说,斯道雷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一书的中文译本把popular culture 译为“流行文化”(也有翻译为“大众文化”的),而把mass culture 译为“大众文化”。(个别译为“群众文化”)……尽管斯道雷介绍的英语世界中的大众文化定义有六种,但是陶东风认为,popular culture与 mass culture所涉及的对象则基本一样:当代工业社会中批量生产的商业性的流行文化,因而不同于前工业社会的民间文化(当然也不同于中国“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文化),因而“本文采取的方式是把popular culture与 mass culture均译为‘大众文化’,在容易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加注英文原文”。
  赵勇也指出,大众文化是一个人言言殊的东西。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斯道雷(John Storey)曾概括出大众文化的6种定义。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以下两种界说更值得注意:一说Mass Culture。它带有贬义,让我们对大众文化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即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下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 dominant ideology),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为Popular Culture。在此层面上思考,大众文化则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有了某种褒义色彩,即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
  对比以上两位国内大众文化理论家,我们发现在必须用一个汉语词对应popular culture或mass culture的所指时,他们的策略完全不一样,陶东风的策略是“把popular culture与 mass culture均译为‘大众文化’,在容易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加注英文原文”。而赵勇的策略是“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那么为什么在翻译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赵勇在研究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他指出: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洛文塔尔谈论的究竟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还是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众所周知,mass一词在英语中有“乌合之众”等贬义的意思及色彩,于是,与其组合到一起的词语如mass culture或mass society等等也就有了较浓的负面或否定的意义。而popular一词的 原义则是of people(人民的、民众的),其引申义则有“通俗”、“流行”等意思,是一个中性词。如果洛文塔尔坚定不移地站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立场上,那么他应该选用mass culture,因为这一概念正是主流立场的用语;如果他是主流立场的反对者,他则应该完全使用popular culture,因为自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出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对立的大众文化理论之后,popular culture已经成为西方学界谈论“大众文化”的主要用语。然而也恰恰是在这里,洛文塔尔在他的文本中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症候。{11}
  赵勇把洛文塔尔在文本中对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的交替使用称作“叙述的裂痕”,“在我们看来,这种叙述的裂痕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洛文塔尔对待大众文化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是:“当他主要使用‘通俗文化’来展开他的叙述分析时,他大概是想淡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观点对‘大众文化’轻蔑、不屑、否定甚至批判的色彩,从而使他与主流立场稍稍地拉开一些距离;而不时地以‘大众文化’插入其中则是企图表明,他并不想(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语境。”{12}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述两位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翻译会出现不同结果:陶东风“把popular culture与 mass culture均译为‘大众文化’,在容易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加注英文原文”的翻译策略体现的是他对大众文化的辩证的肯定态度,而赵勇“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的策略体现的是他对大众文化的辩证的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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