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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词语的政治性

作者:徐 勇




  
  三
  
  以上提出“大众文化”在西方和中国双重语境中的语义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描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理论观念是如何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及中国理论界是如何接受这个观念的。
  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世界,本文,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一书中提出所谓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说,正是为了探讨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空中游动的问题。他也是在这个观点上与以往的西方马克思评论理论家们分道扬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作为对文学生产进行批评的模式,强调的是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而萨义德所引进的另一种文学实践观念强调的则是在国际环境中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影响,创造性借用和挪用范畴,以及观念和理论从一处向另一处的传送。萨义德列举了理论和观念之旅行的四个阶段性的形态:首先有个起点,或看上去像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或标志某个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其次,有一段距离,一段旅程,一段概念从此至彼地移动时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那里的种种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之为接受条件,也可称为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条件使人可以引进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第四,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过来的(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13}
  大众文化的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种理论的旅行。随着80年代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引进,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中都已涉及到“文化式业”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被用于分析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直到90年代初学界对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混乱,1995年3月25日《文艺报》刊登的《“大众文化”研究概述》一文指出:“对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概念使用还无统一说法,有将‘大众文化’作为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将其与‘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将它与我国四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混同的,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还有,‘大众文化’的一些变种称谓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也颇流行。”{14}可见,国内学界此时对大众文化概念理解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从西方引进的“大众文化”这个词与中国本土语境中已有的几个相似的词语(诸如“民间文化”、“通俗文化”、“大众化”、“大众文艺”等)发生了语义上的纠缠和冲突。看来在中国语境中直接界定“大众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与其要说明“大众文化”是什么,还不如先说明“大众文化”不是什么。
  而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事实上就是从大众文化不是什么开始的。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号的《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一文指出:“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是前现代社会的非官方文化类型,主要存在于农村,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没有被纳入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都具有通俗易懂和受众量大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此文也区别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指出:因为“通俗文化”这个概念只是在文本特征(简易、流行、通俗)上对一种文化类型的厘定,这种类型的文化涉及所有社会形态中均存在的文化类型(比如中国古代就存在与“精英文化”相对的通俗文化),而非特指现代工业社会的商业化消费文化。此文还特别区分了“商业性大众文化”与“革命性大众文化”(中国解放前的“大众化”、“大众文艺”)的差异,指出“革命性大众文化”同样具有流传广、文本简易通俗等特点,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追求利润、感官刺激的色彩,它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类型。通过以上的种种区分,到了90年代后期,“大众文化”概念已经相当明确,基本上没有什么歧义。{15}
  那么为什么中国学者要花费如此大的气力把“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区分开来呢?这种“大众文化”的观念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隐含着怎样的文化思想秘密呢?刘禾对民间歌舞剧《刘三姐》的研究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秘密。刘禾指出:20年代中国民俗学对民间文艺所采取的人类学态度在解放后被迫让位于官方通俗文艺所代理的所谓劳动人民的“主人”意识,当然官方是否真的实现了让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而成为文学生产的主人则又另当别论。由于有了这段历史,由于民俗学与民间文艺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在一起,所以现代文学史的“民间”、“通俗”、“民众”、“民族”这些概念无不打着深深的民俗学的烙印,这就造成了大都市的市民文学,除传统弹词、戏曲外,长期被排除在“民间”和“通俗”之外的局面。鸳鸯蝴蝶派,张爱玲、苏青的小说,可以说是种popular fiction,但绝不简单是现代汉语文学批评中争吵的那个“通俗”概念,最起码应限定一下,用“市民通俗”(popular urban literature)之类的字眼,以有别于“民间通俗”(popular ethnic/folk literature)。刘禾认为,20世纪前半叶至少有从功能到性质上(而不是类别上)两个不同的“通俗文艺”传统,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民间通俗文艺和市民通俗文艺。在这之外,当然还有五四新文艺,后者为现代菁英文学的代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相互排斥,相互依存。到了50年代,五四新文艺的模式早已被抛弃,由于官方的文艺政策,民间通俗文艺开始全面取代市民通俗文艺,并全面占有它的新式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文艺刊物等。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由官方主持的民间文艺,成为大陆惟一的通俗文艺。{16}
  这样看来,在中国至少存在三种通俗文艺:民间通俗文艺、市民通俗文艺、官方通俗文艺。结合上文对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这四个概念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民间通俗文艺对应于民间文化,官方通俗文艺对应于革命性大众文化(解放前是革命性大众文化,解放后是革命性的官方大众文化),而市民通俗文艺随着社会的进步最有可能并在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我们现在力图界定的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把这里的市民通俗文艺看作大众文化的前身。由于正如上文指出的“通俗文化”这个概念只是在文本特征(简易、流行、通俗)上对一种文化类型的厘定,这种类型的文化涉及所有社会形态中均存在的文化类型(比如中国古代就存在与“精英文化”相对的通俗文化),而非特指现代工业社会的商业化消费文化,所以通俗文化与其它三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划分层次上的实体性概念,我们对它可以略而不谈。
  刘禾这段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改革开放之前(包括解放前和解放后)官方文艺借民间文艺的名义全面排斥了市民文艺,甚至不承认市民文艺是通俗文艺的一种,这样,所谓的民间文艺在实质上已经被官方文艺篡改而成为意识形态工具,进而市民通俗文艺的独立性和政治意义都被否定。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学界仍然对新兴的大众文化持否定态度,如一些“左”派理论家把港台大众文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内容消极、颓废,情绪低级、庸俗的陈腔滥调,{17}甚至直到90年代初期,学界仍然认为大众文化破坏了人文精神而简单否定大众文化。正因为有了历史上的沉痛教训,因此中国学界在引入“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时,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抵抗全权主义、推进民主化的政治功能”{18},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并且有意识的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相对的界定: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社会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术语,它是“文化工业”,按照商品与市场的规律运作;第二,大众文化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传播手段,因而其传播的范围是任何前工业化时期的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所不能比拟的;第三,大众文化具有突出的感性愉悦性,它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目的在于满足现代大众的休闲娱乐需要。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定义(不是最后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19}
  以上我们着重运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对大众文化作了语义学的分析。但是我们深知虽然哲学在20世纪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人们认识到语言具有工具性和本体性双重性质,语言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媒介而且还在思想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待语言的作用,不能将话语的重要性推到极端,因为话语并不等于现实,关于思想的讨论也不能只在话语层面进行。{20}然而不管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如何,我们还是要凭借着语言进行思考,因为“如果我们拒绝在语言的牢笼里思考,那么我们就只好不思考了;因为我们最远也只能走到怀疑我们所见到的极限是否真是极限这一步……”{2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陆建德《词语的政治学》[A] 威廉斯《关键词》[M]代译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一版。
  ②③{13}{16}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P98,P35-36,P31,P160。
  ④⑤⑦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15,P16。
  ⑥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270。
  ⑧国内学者金元浦介绍的定义更有十多种《定义大众文化》[A]《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C]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14}{15}{18}{19}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16-117,P72,P72-73,P84,P73。
  {10}赵勇《大众文化》《外国文学》[J]2005第3期。
  {11}{12}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00,P201。
  {17}参见:陈立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历程审视》文化研究网站2003年10月4日。
  {20}参见⑨P151,另外可以参见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吉首大学学报》[J]2002年第2期,杨对刘禾的理论进行了批评,但也有矫枉过正之嫌。
  {21}尼采所言,转引自弗•詹姆逊《语言的牢笼》[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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