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主旋律”小说
作者：唐 欣
二､大众化叙事模式的承继
“主旋律”小说的创作往往直接诉诸普通“老百姓”，例如《抉择》的作者张平曾宣称:“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16}而作家陆天明也在《省委书记》一书的封底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的变迁。”这种写作旨归正是经由大众化的叙事模式予以实现的。而从大众文化具有模式化､复制化的特征来看，也正是由于其对传统的大众化叙事模式的成功承继，才会在不长的时间内以集群的形式席卷文坛，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正如作家谈歌所说，“小说的形式还是离大众近一些的好。”{17}这些离大众“近一些”､为大众所熟悉一些的叙事模式主要表现在“正邪对立”(或清贪分野)模式､青天模式等方面。
“正邪对立”的叙事框架是传统小说最为常用的手法，特别是在“主旋律”小说的权力叙事中，更直接地化作鲜明的“清贪分野”模式。它不仅是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而且也是广大民间绵亘久长的政治思维模式。一些“主旋律”小说成功地借用了这一模式进行政治生活描绘，主要表现在清官与腐败分子的对立中。如:《抉择》中李高成､杨诚与严阵､郭中姚等的对立，《大雪无痕》中方雨林与周密､廖红宇与冯祥龙的对立，《国家公诉》中叶子菁､陈汉杰与周秀丽､王长恭的对立等等。不仅如此，清官则进一步衍化为“青天”，在为民除恶中赢来喝彩，这就是小说中常套用的“青天模式”。
一些“主旋律”小说中的大部分清官都同时兼有“青天”的头衔，在将“共产党人”与“青天”之间划等号中，实际上就把体制内的人员排除在了腐败之外。实际上，真正的腐败往往是发生在公共权力执行者身上，也就是说，尚存于体制之内。真正的普通百姓其实是没有条件腐败的，他们是种种腐败现象的最终受害群体，小说在这种“青天”的“发现”中，“遮蔽”了底层百姓的真实窘境。但同时，因为作者们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幻象”，想像性地满足了百姓素朴的期待，所以仍然会受到群众青睐。
“青天模式”的书写正迎合了大众的一种“乌托邦情结”。在中国历史上，包拯无疑是黑暗封建王国里的光明所在，老百姓对“包青天”式人物的追怀与缅想，进而衍化为一种“情结”。正如保罗•蒂里希所指出的:“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换言之，被想像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18}这种投射于往昔的乌托邦情结，因为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缺失状态，从而难免会有普遍的大众心理基础。然而包拯的时代毕竟已过去千年，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仍在迎合这种心态，对青天翘首以待､顶礼膜拜，却不能不令人悲从中来。这其实正反映了当下改革进程中的“人治”症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乌托邦的痕迹在这里当然相当明显，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权力中心的代理人将参与那有可能削弱其地位的运动?若对此持乐观态度将是极为短视的。”{19}试想，《新星》中的顾荣､《龙年档案》中的龙福海､《抉择》中的严阵等人，他们当年不也可能是“青天”吗?而在这样的体制下，谁又能确保李向南､罗成､李高成等人将来一定不会蜕变为贪官呢?而他们达至其目的之方式本身，又将成为后继者改革的对象，这样一种传统的循环模式还是囿于一种农民式革命的窠臼中，因为他们终归是同一体制的产物。而这种叙事模式本身，只会再次煽动起一种宣泄情绪，在狭隘的心理平衡中得以短暂性满足。这也正是“主旋律”小说的权力书写在市场上持续畅销的原因。正如某些评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新的体制的建立不会自然而然地靠启蒙去完成”，而必须依靠一个青天式的人物去“将停留在意识层次上的制度变为一个可触摸的现实”，从而，现阶段可以有“青天”式的英雄存在而不能具有“青天意识”。{20}这段话说得固然到位，但我们也禁不住要疑惑，这真正在现实层面又有多大操作性呢?“青天”与“青天意识”真的能像纸上谈兵式地有如此清晰的分野吗?相反，倒往往是“青天”形象的深入人心在孳生着“青天意识”的不断膨胀。而对于文学来说，其实，启迪人们与这个世界建立某种“想像性”的丰富的关系，也许比在作品中去具体解决现实的社会难题更为重要。
在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有些“主旋律”小说叙事中的“正邪对立”､“清贪分野”的界线往往会变得不那么清晰，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迂回曲折的阶段，小说中的政治关系有了新变，从而衍生出了“善恶纠葛”模式，这突出表现在勤勉的基层官员之“善”与经济能人之“恶”间的对立与妥协。这些“能人”往往是经济实力雄厚而又道德败坏，基层干部则为了维持一个烂摊子而要与之不断周旋，最终往往是基层干部的兢兢业业及其道德感召力带动了这些能人与之一起“分享艰难”。这种写法回到了传统叙事手法的老路上，它因为符合“皆大欢喜”的审美习惯而受到大众喜爱。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事在此凸显的往往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因而对一些现象采取了回避姿态，如《大厂》中“大客户”的嫖妓､《分享艰难》中经理洪塔山的恶贯满盈等等，只因他们对当地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能受到重重保护，甚至逍遥法外。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对“恶”表示无奈与认可，这无疑弱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
三､新闻化叙事手法的反思
新闻报道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一些“主旋律”小说也采用了现代新闻体的叙事手法，以“现场”的同步性吸引大众的关注，借此汇入了大众文化的洪流中。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直接以新闻报道的叙事形式构成小说的篇章，每节开头都冠以甚至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及详细地点，从“1998年6月23日19时 省委大院”到“1998年9月23日8时平阳市委”止，整部长篇以这前后三个月时间里主要人物的所有活动及事件相串联，俨然一个长篇的新闻追踪报道。而周梅森其他几部代表作《绝对权力》､《至高利益》以及《国家公诉》等，也无不是暗中具有这一新闻体的特点，以极强的新闻性､现场感､节奏感并辅以悬念迭出､险象环生而在大众市场中取胜。然而，这种创作趋向必将导致“主旋律”小说作品审美品格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