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诗与哲学：重建诗思的内在和谐
作者：李咏吟
“古典的凝重”，是指古典时期，诗人与哲人之间的思想方式的共同性，特别表现为对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的崇尚。古代诗人和哲人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把握世界，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断片性特点。思想断片本身就是抒情诗句，例如，赫拉克利特指出：“闪闪发光的是干燥的灵魂，它是最智慧、最优秀的。”这本身便具有诗的特点。“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争又是和平，是饱满又是饥饿，它像火一样变化着，当火和各种香料混合时，便按照那香料的气味而命名。”{18}在古代诗人和哲人那里，他们不习惯详述和论证，也不习惯于申辩，像《荷马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长篇史诗，都是建立在口头传说之基础上。对于荷马的长篇叙述，赫拉克利特明显表示轻视，因为古代哲人更愿意以极其简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原初而且富有诗性，隐晦而又充满神秘。因此，古代诗人与哲人的文献作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创造，总是不断地激发着后人去破解其中之谜。《道德经》五千言，不知包孕多么深邃的精神。《周易》更是一部充满神秘象征意味的生命诗篇，是伟大君子的诗情理想，是宇宙之诗，是诗的宇宙。同样，《吠陀赞歌》充满了许多神秘的诗句。例如“最初，爱欲出现于其上，它是心意的最初种子。智者以智慧在心中探索，有的联系在无中被发现。”这诗句本身，就是神秘的哲学体悟。不是聪慧的哲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不是高明的诗人达不到这种悟性。在印度的歌者奥义书中，诗哲写道：“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小于米粒或麦粒，小于芥子黍粒或黍粒核。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大于地，大于气，大于天，大于这些世界。”{19}古代诗人与哲人正是如此创造着神秘，创造着启示，创造着智慧。诗人与哲人有着本源的亲缘关系，他们共同创造着古代文化的奇迹。随着宗教的盛行和潜在的影响，古代质朴的诗与思也具有了宗教性体验之内涵。这种古典文艺美学精神，虽然显现了人类古典文明的丰富与美丽，但是，其中毕竟更多神的力量崇拜，更少对人的主体自由本质的关怀，因此，诗思谐和的古典审美精神在近代形成了根本性转换。
“近代的空灵”，是指近代时期，诗人与哲人在主体性精神的支配下，通过浪漫主义的缅怀方式对人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肯定。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思潮、儒道佛的合流，显示了中西文化的新品格，所以，宗教对于诗人和哲人的巨大影响是无法漠视的。且不说陶渊明、李白对道家文化的深刻体悟，且不说佛禅对于王维诗艺空灵境界形成的关键意义，也不必说“梵”的品格对于泰戈尔的决定性影响，单说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就能把握宗教体验对于现代诗人和哲人的关键意义。罗丹说，“在我看来，宗教不等于不清不楚地念些经文。宗教是对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释的，而且毫无疑问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感情。是维护宇宙法则，保存万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对自然中我们的官能不能感觉到的，我们的肉眼甚至灵眼无法得见的广泛事物的疑惑，又是我们心灵的飞跃，向着无限、永恒，向着知识与无尽的爱。”{20}罗丹的神秘体验，很能代表近代艺术家的审美体验精神。黑格尔也曾指出：“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但是，这种内在生活的还原，却不是回到抽象形式的普遍性，不是回到抽象思考的极端，而是停留在中途一个点上，在这个点上，纯然外在的因素与纯然内在的因素能互相调和。因此，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21}这一论述，显然有其历史指代性，从浪漫派诗人的创作来看，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诗，确实激荡着自由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希腊和希伯莱意义上的宗教精神，宗教体验与人生体验的交融，使得诗人的诗篇显示出空灵的美感，显示了近代西方对神性恩典的泛自然主义式想象。在近代文化中，诗人与哲人之间，有着亲切的情感交流，他们在抒情和自由想象中体味着生命的欢欣和喜乐。如果把古代诗歌和哲学与近代诗歌和哲学作一比较，便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空灵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施莱格尔曾就近代神话与古典神话进行比较，以阐明近代浪漫主义自由精神。他认为，古代神话里到处是“青春想象绽放的花朵”，古代神话与感性世界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依照它们来塑造形象。而现代神话则相反，它必须产生于精神最内在的深处。“现代神话必须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人为的，因为它要包容其他一切艺术作品，它将成为载负诗的古老而永恒的源泉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那首揭示所有其他诗的起因的无限的诗。”{22}施莱格尔的内在把握，的确穿透了近代艺术的根本精神。在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禅宗的体悟与道玄式证悟本身也极富诗性，所以，魏晋诗歌和唐宋诗歌，都深受宗教精神之影响。事实上，宗教体悟，天地境界、山川万物极具自由体验精神，最能契合诗思的自由与灵性追求。
“现代的虚妄”，是指在现代生活中，诗人与哲人对人的主体性与神的崇高性产生了双重的怀疑，从而对生命的存在形成虚妄和荒诞的认识。２０世纪的到来，东西方诗人和哲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境，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神在人们心中动摇了，古典神话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打击下不再具有亲切的诗意。这双重的打击，使现代人不知所措。人们走上了“精神的荒原”，不仅面临着信仰危机，而且也面临全球生存危机。战争、疾病、灾难、核能全面威胁着人类，“法西斯主义”更使人感到深重的绝望与恐惧。所以，面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生存信仰的缺失，诗人试图寻找精神的圣杯，荒漠的甘泉，因此，艾略特的《荒原》，颇具代表性。在诗人的心中，一切都充满无奈感、无聊感，男女间的性爱也成了例行公事，人们徒劳地在工作中挣扎。寻找圣杯者找不到目标，不仅有着肉身的苦熬，而且有着精神的苦熬。在肉身的苦熬中，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心身的疲惫中，体会不到生活自身所具有的乐趣。在精神的煎熬中，不仅经受着道德的折磨，同时经受着信仰的折磨。人们力图明了生活自身的含义，可是，在生命的潮湿氛围中挣扎，在生命的荒漠状态中挣扎，却怎么也破解不了生活自身的秘密。没有信仰，精神无据；背负信仰，精神又疲惫不堪；担当历史，却又无法改变它；正视存在，却无法忍受荒诞与烦忧；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筹莫展；在现实与未来之间，面对虚无。这种现代人独有的处境，使诗人与哲人之间形成激烈的对抗。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心灵的所有勇气，是对存在第一声呼唤的回声，存在的呼唤，将我们之思汇入世界的游戏”。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写诗的人愈少，运思的人也愈少，诗与哲学的精神联系，只能在荒诞与苦闷中暂时放逐，变成了审美的理想信念。刘小枫指出：“诗对虚无世界的意义填充有赖于诗人的活动。正是通过诗人的吟咏歌唱，才把信念、救恩和爱赋予世界。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意义和真实价值，不是世界的本然因素和自然构成，但它必须成为构成世界的要素。”“诗的活动由此而成为生存世界的扩展，这种扩展，表现为人的生活经验的诗意的扩展。诗重构人的世界经验，经过重构的经验就是诗的经验，它使人置身于世界之中却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世界”。{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