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从“作者之死”到“读者之死”
作者：王 超
然而,这种理论上的调和不得不面对的是实践上的困难｡因为当代消费社会下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媒介文化以及其潜在新意识形态,对“读者之死”这个文学论域的内在命题进行着外在的话语渗透和强化｡它为标准虚无和不确定的意义场制定出一个虚拟的概念体系和话语分析边界,人为地导致了“读者之死”这一命题的类型化｡
首先又应该明确的是,虽然阅读就是把文本符号转化成意义世界的过程,但它并非一个无差别的集合概念,“从方法论角度,在研究中将阐释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级阅读:审美感知的理解阅读视野;二级阅读:意义反思的阐释阅读视野;三级阅读:意义融合的历史重建和集合的阅读视野”｡{12}换言之,第一级是形象式—理解(understanding)?鸦第二种个象式—阐释(interpretation)?鸦第三种独象式—应用?穴application?雪｡三种阅读方式表示了读者对文本的把握程度｡纯粹的读者之“生”就体现在他与文本所形成的个体美学视域—独象｡这个阅读体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本质差异和身份边界｡并且,它也被应用和纳入到这个文本的整个接受史链条中,成为塑造经典的一个意义组成部分,形成“和而不同”的格局｡而“形象”式阅读往往取消了独象和形象的对立同一框架,把独象化的审美趣味直接向共通的“形象”推进｡基本绕开意义重建和反思的层面,形成快餐式､印象式､消费式阅读｡
传统阅读很大程序上是对经典的独象化过程,因为“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13}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经典作品的反复解读,一代又一代人被建构成一个复杂的‘想象共同体’,形成许许多多的共享的体验和观念”｡{14}读者在分享这种体验时把自身的审美视域融会到历史意识的“想像共同体”中,从而达到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真理与方法》)｡而传统的经典的文学阅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从创作到传播再到阅读､反馈､交流,需要一个漫长的运作周期｡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条件的外在制约,另一方面是作家和作者很大程度对作品持有的超功利态度:作家或“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或“情绕歧路,鉴与疑后,研虑方定”,{15}读者或“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孟子),或“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6}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读者生命的展开之域｡
但是,在本雅明看来,传统艺术品(经典)的这些光晕(Aura)在机械复制时代已经失效,社会对人的操控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进行的｡大众文化呈现出商品拜物教的特性,文学成为一种精神生产,服从市场价值规律,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必然要以其交换价值来衡量｡其内在的理论构架就在于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所对应的能指(Signifier)符号在此行为中消解了使用价值(Use-value)所对应的所指?穴Signified?雪蕴含,其本质是一种符号交换场域(Symbolic Exchange)而非所指的事实根基｡这就使一种新意识形态开始操控文学活动,于是职业作家形成了｡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中国的“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或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还是亚氏的“摹仿说”?熏柏拉图的“灵感说”,贺拉斯的“合情合理”说,以及阿伯拉的“再现说”?熏都认为文学是对一种多样化的事实基础进行的主体符号表达｡而在商业社会,文学生命的主体性自觉已经坍塌,多样化的“百家争鸣”式的话语气氛逐渐沦为迎合式写作｡同样,读者也把作品当作是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经典阅读变为消费式阅读｡传统的经典蕴藏的光晕包含着“能够回头注视”(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能力,但是现代“艺术不再是观照的对象,而是一个行为,一个事件”,{17}它不再具有经典文本那种持久绵长的审美延迟功能和高度扩散性的深度蕴含,而是成为一个平面化的非历史性的消费体验,人无法去亲知(acquaintance)?熏只能在描述(description)中得到自我认同｡读者的话语分析权利在不平衡的阅读张力中消解｡例如,当一个读者购买一份时尚讲习本的时候,表面上是意义阅读的需要,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所找寻的是他所付的货币在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文本越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占有欲望,这种交换模式体现得就越彻底｡因为,“作者之死”把读者的审美视域逼向内在的自我认同,而他负载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强烈的新的美学诉求,在这个二元张力空间内,商业文化催生出“第三者”的标准体系(即市场化的虚拟体系),这个体系导致读者主体性从统一化的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化碎片化的存在样态｡因为“在媒介文化中,影像,声音和景象有助于导致日常生活的构成,它支配了闲暇时间,塑造了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并提供了人们赖以形成其认同本身的各种材料”｡{18}
然而,“真正艺术作品,就像自然作品一样,我们的理智永远无法穷尽它”,{19}而消费文化理论下的阅读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货币的价值通用功能,将意义阅读虚伪地穷尽到最大限度｡这似乎是在表明读者自我价值的完全展现,事实上是读者牺牲主体精神去为这种文化模式买单｡另一方面,“美是真理作为无遮蔽状态而发生的一种方式”,{20}当读者预先抱有这种功利性的跟风式的期待视野的时候,接触到的并非“美”,而是在阅读过程结束后的身份认同快感,它掩盖了阅读活动的审美质素及纯粹关系,而成为个体意识同化到共同文化表征的一个标榜式行为符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学者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客,而是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范思哲｡其设计的时尚服装就意味着时代潮流中通约的话语象征体系,“穿”这个行为事件就意味着对这个体系的自然介入｡这个逻辑推理显然从理论上巧妙掩饰了消费社会“民主”化格局下的控制理念｡
因为,本质上讲,它的交换价值大于属性价值｡市场流行的新书排行榜､畅销书､时尚讲习本等等把读者导向一个虚伪的价值体系内｡“通过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21}而身处大众传媒包围中的“受众”也被这种高频率冲击所塑造的等号表象及其虚拟事态所迷惑,个体审美经验被同化成虚伪的普遍意识形态｡换言之,“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22}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的“消费社会”就是“符号的系统生产”一样,读者由此进入了高节奏的量贩式文学符号消费时代｡然而,文学“根植于更深的观念结构之中,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动摇”｡{23}它根本不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背后的观念结构和话语机制就在于:以市场为准绳,引导一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趣味,用表面上的作品服务来满足内在的商业欲望｡“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他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24}它们会强行突破读者的自我话语体验和审美防线,支配其精神空间,用能指符号空间取代所指意义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