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
作者：焦雨虹
“图文并茂”成为读图时代的文化趣味和风向：出版界由此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传记写作者们也开掘了崭新的写作资源，而作为传记终极目标的阅读接受者体验了直观、愉悦的阅读过程。
当然，简单的图配文或者文配图方式不能解决传记视觉化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图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图像和文字本身都应该具有独立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意义空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形成真正的图文共读与互释。
娱乐化：消费性表征
在消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是生存的基本秩序，主体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等）只是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艺术自律原则走向市场的他率原则，其所蕴涵伦理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都发生巨大变化。只有消费是文化生产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终极目标，它决定了生产的样式、数量、以及流通的途径。
当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它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座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是消费文化的核心趣味。于是不能免俗地，文化领域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风尚。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
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流通环节，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其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市场准则不可避免会对传记的创作产生影响。名人崇拜、偶像崇拜是消费社会媚俗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之一，名人传记理所当然成为消费社会的兴奋点，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乐此不疲。古今中外、政商文娱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每名列畅销排行榜前列，跟风者、仿效者大抵集中在此领域。
名人传记历来是传记的重要门类，从中可以体察时代、社会、个体的风貌。但当代名人传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主身份的转换上，文娱明星和商业人士成为主体，而政治领袖与文化名人则冷清许多。其中尤其以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小品演员、节目主持人等活跃于传媒与影视界的知名者为主。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当代名人传记内涵的深刻转变。继以往强调宏大叙事的伟人传记走下神坛之后，当代名人传记几乎一边倒地呈现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从早年刘晓庆《我的路》、倪萍的《日子》、黄宏的《从头说起》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大抵如此。
世俗化的趋势一路发展，在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需求和利益至上的市场策略的推波助澜下，传记内容日益八卦化、娱乐化、庸俗化、利益化。闲言碎语、隐私绯闻、内幕花边为主要内容，表述上则语不惊人不罢休，炒作、猎奇、吹捧、制造话题成为家常便饭。而企业家传记则充满溢美之词，甚至阿谀奉承欲盖弥彰。内容上有的道听途说、缺乏证据，有些甚至粗俗卑鄙、丑陋不堪。
“星、性、腥”，成为名人传记的三大特色。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映射出读者的兴趣取向，其娱乐化趋势与受众、市场、文化等几大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首先它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日常生活是消费文化的发生地点，其本质是平庸和重复，工作、娱乐、家庭三者组成了封闭的日常生活，单调和狭隘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必须以另外一种对立的方式维持其宁静和优势，即：消费时间、消费明星。由于美貌、名气、财富等因素，明星成为时尚潮流的化身，人们对其生活具有探求的兴趣和窥视的欲望，阅读、观看明星私生活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满足窥私欲望的正常渠道。明星的成长、挫折、奋斗、成功，成为公众话题、公众事件，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宣泄心理。通过隐私、绯闻、丑闻的报道，以往头顶神秘光环的领袖、明星，被推下了舞台，彻底置身于“被看”、被“品评”处境。受众在阅读中消遣、评论、批评，从而获得满足，心理获得平衡与安慰。
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也造就了传记的娱乐化。著名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曾有一段名言：文艺的娱乐化是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摄影师不能停止，记者不能停止，制作人不能停止，编辑不能停止。而且，消费者不能停止。”娱乐化潮流既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媒体飞速发展、竞争加剧的产物。眼球、卖点、独家、重磅的追求必然导致内幕与隐私。
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快感、轻松，厌倦深度、思想，希望阅读对象具有通俗、猎奇、戏剧性等特点。当代名人传记的娱乐化，体现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的诉求，“在政治、理想、信仰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琐碎却真实的民间大众社会；在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在堂而皇之之下还有种种隐秘的内心角落。”⑤受众心理的需求造就了名人传记的娱乐化，反过来它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但是，一味地迁就市场、追逐时尚，必然带来传记文本灵魂的缺失，美学的空洞，排行榜上的畅销作品转眼也许就成为文化垃圾。当代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但缺乏精品，缺乏经典，症结大概在于此。
媒介化：观看之道
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和展现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数码艺术、虚拟现实、网络生存、超级文本等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大面积使用为尖端技术与艺术创新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中指出，“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艺术家成了技术革新能手。
技术的飞跃意味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新的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媒介的现实，“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指出了技术在当代的意义。由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数字化，媒介铺天盖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按照马克·波斯特尔的理论，这种新的信息方式、媒介方式如同１９世纪马克思研究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深广的意义。媒介与传记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媒介对传记审美要素、审美关系的影响，二是媒介对传记外部环境的改变。
媒介化生存成为传记的重要特点。对现代传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胡适，２０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传记的传主，但只有在消费社会媒介的强力操持之下，才能最终完成其偶像化、符号化的过程，胡适传记才能从文化界学术界扩大到公众文化领域，被不断地建构借用。进入“消费”领域后，胡适传记也不可避免陷入猎奇、耸动的漩涡。胡适的日记、婚恋、情事成为传记最大的噱头。而张爱玲在大陆的走红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媒介化的后果。没有媒介就没有畅销，当然也就不能经典。
在消费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经典？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梦想。戴安娜·克兰一语道破其中关节，“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⑥不仅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传媒，公众受传媒的引导，而且，批评家也受传媒组织和制约。图书的畅销与经典基本能用一个流水线来形容，即：作家写作——图书出版——广告——书评——畅销排行榜——畅销——专业批评推介——经典，在此流水线上，作家、批评家、文学链条上所有的人员最终都必须受制于“资本”，即掌握了作品商品属性的传媒，媒介的力量几乎决定了一切。
媒介的多样性决定了传记表达多样化的可能。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传统传记以印刷介质为主，图书是其主要的方式。而网络时代媒介的多元带来传记形态的多元，非印刷介质的传记成为重要表征——电影、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形态，扩大了传记的内涵和外延。传记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通过多元媒介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