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

作者：赖大仁

　　与上述小说不同，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一批先锋小说家，却以另一种方式即追逐叙事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传统和消解意义。这批先锋小说热衷于编织故事，以题材的根本无意义为前提，关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所谓“传统小说读情节，先锋小说读语言”，叙事游戏成了小说本体，完全颠倒了小说叙述与情节意义的关系。其中如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有意将故事碾碎重新编撰，在碎片化的拼贴中构设扑朔迷离的叙述圈套，以意义的消解来凸显语言叙述的功能；格非《褐色鸟群》迷恋于设置时间的怪圈，人物行动和故事叙述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以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行动断片镶嵌在迷乱的时间之维中，使叙事充满了诡异。还有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洪峰的《奔丧》，余华的《劫数难逃》等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手段进行想像性的语言叙事试验，在解构叙事传统的同时重构先锋小说特有的叙事风格。德国学者维尔士认为：“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知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手段，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⑥先锋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特点。透过这种叙事游戏的表层迷雾，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叙事的哲学基础是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其主旨是把写作实现为消解中心的活动，拒绝文本之外的本原意义的表达，“使指意领域无限扩展并且使之成为无终结的游戏。”根据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在后现代状态中，叙事游戏是以元叙事的怀疑为前提，对抗整体性、解放差异，“证实非表现性存在”的超先锋活动。叙事游戏否定中心，把差异绝对化，封闭了写作对现实的参照和表述，把写作转换为文本自我指涉的叙事娱乐或语言狂欢。而这作为叙事游戏的基本表象，实际上是文学对于现实的失语症。⑦
　　
　　四
　　
　　先锋文学之后，最富于颠覆解构特性的莫过于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化”写作。如果说此前文学的解构性还主要是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观念、传统的审美意识与叙事模式，而且其解构方式也还比较讲究文学的叙述策略，那么到了王朔的笔下，则一切都变得明确简单。他不仅把一切通常被视为崇高的东西，如人生理想、道德操守等等作为迂腐之物加以嘲弄，甚至抱着一种极大的敌意，要从根本上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全部社会价值体系进行彻底的颠覆解构，他曾自我表白说：“我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⑧而他的颠覆解构之策，便是以一点儿正经没有的态度进行调侃与嬉笑怒骂。在《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都市顽主的形象，所谓“顽主”，也就是顽劣、玩世不恭、游玩人生的主儿，他们既是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者，又是当代社会的边缘人，故意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态度面对现实，以离经叛道、愤世嫉俗为快慰，以及时行乐、游戏人生为时尚；他们其实别无所能，面对现实也无可奈何，所剩下的惟一法宝便是调侃。调侃是什么？是一种对待世界、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只不过这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态度。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写到张明与王迪初约会，有这样一段比较典型的调侃式的道白：“……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又说：“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得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谈恋爱没劲，不谈恋爱也没劲，总之，活着就没劲。”此类描写在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显示出王朔典型的后现代性写作风格。
　　对于这种写作态度，有学者指出：“它的反社会反规范反偶像精神不是体现在积极的反叛上，而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享乐主义。在这种文化心理中，国家、民族、信仰、道德等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无不贬值，根本不占任何位置，惟一有意义的就是及时行乐，不需要明天也没有明天。‘颓废的文化心理’绝对是反社会反规范的，但它没有任何高尚的内容和悲剧精神，只是用极其庸俗的方式去吞噬、消耗、甚至腐化社会机能，促使社会的传统规范在嘻嘻哈哈的闹剧中瓦解消失。”⑨后来的一批少年作家的写作，如韩寒《三重门》、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等，所表现的那种冷漠的调侃与玩世不恭，与王朔小说如出一辙，可见其在这一代人中所发生的影响。
　　倘若说王朔的写作只有颠覆没有追求也不尽然，从他的自白中可以见出，他也并非闲来无事为调侃而调侃，而是由调侃导向世俗化、欲望化叙事，其中隐含着一种商业化写作策略。王朔曾坦言道：“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10}他寻求为读者和市场而写作，而不是为自己的个性和趣味而写作，他写什么、怎样写，一切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和市场的需要。不仅小说写作如此，他后来转向操弄电影和电视剧，其实同样如此。有评论家说：“如果从作家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寄托的演变去考察，会令人瞠目结舌，不可理喻，但是，从为了迎合观众、获得成功的角度入手，一切就迎刃而解——对于经商者，什么好卖卖什么，什么赚钱做什么，本无一定之规，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对象的改变而改变。”{11}如此看来，王朔的“玩文学”、消解崇高与调侃人生，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解构策略，同时也是世俗化与商业化写作的一种建构策略。不管王朔本人的动机如何，王蒙就很赞赏这种“蹲下来写作”的姿态，感到“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地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12}他既然可以让王蒙获得此种阅读快感，当然就更能适合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阅读趣味，王朔小说在那个阶段上如此热销，显然自有其道理。不过这种转向也让人们产生了某种不安和忧虑，即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都被嘲弄消解了，转变为对世俗化与欲望化的追逐，那么文学艺术的人文精神将何以为继、何以为家？由此便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文艺人文精神的一场大争论，从中正可见出文艺的现代性精神与后现代性观念的一次正面交锋。
　　
　　五
　　
　　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条件下，在意识形态、信仰与道德等“中心化”价值普遍解体的文化语境中，文艺创作中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不仅仅表现在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中，同时也体现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中。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观念是“零度写作”、“还原生活”，从而中止判断，拆除深度模式，消解中心意义，走向边缘化叙事。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叶兆言的《艳歌》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化、典型化结构叙事模式，还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意象化、象征性结构叙事模式，都已被解构得没有了踪影；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化生活与人物，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意念化生活与人物，也早已转换成为对平民化日常生活的叙写。在小说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拉家常式的叙述中，艺术真实被颠覆“还原”为日常生活真实，生活的意义被消解“还原”为流水账般零散而琐碎的叙事，人物的主体性被抽空“还原”为庸常化的现实存在。小说结构叙述上的平面化、零散化和琐碎化，折射出来的是价值取向上的世俗化与粗鄙化，这正可以看作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后现代特性：“这些作品流露出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终极价值信仰的彻底崩溃和全面否定；以消解主体和主体性的‘纯客观’冷漠态度来对抗现实的冷漠，取消意义、躲避解释、逃离价值判断、着意呈现生命体验与生存状况的原生态；常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写作，有意颠覆传统表现形式与技巧，字里行间闪烁着反讽的戏谑笔调；把语言实验提高到文学本体的高度，在叙事和抒情的语言策略上煞费苦心，竭力造成由语言游戏自身产生的审美效果；等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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