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

作者：赖大仁

　　如果说解构人文精神价值走向世俗化乃至鄙俗化的确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另一个典型文本便是贾平凹的《废都》，由此而形成的“废都现象”，在整个文化语境中都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平心而论，作家的本意并不是要把它写成一部“流氓小说”，他试图寻求“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融合，以表达他的某些理念化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实现他所期待的超越。从“形而上”的方面而言，作家也许意在通过对“废都”的描写寄寓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批判，同时通过展示庄之蝶等文化名人的欲海沉沦和灵魂挣扎，来批判反思当今文化人的人性堕落与精神虚无，从而探寻自我救赎之路。然而小说通过人物情节描写所展示的，除了人物的堕落行状和破碎灵魂及其所寓示的人文精神价值的轰毁与虚无，并不能让人看到什么具有建构性意义的精神价值；而从“形而下”的方面来看，小说用自然化、粗鄙化的所谓“自我作践”式的写法，大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性纠葛与性游戏，更是把仅有的一点“形而上”意念淹没消解殆尽，剩下的除了精神虚无，就只有情欲的放纵了。此例既开，便很快漫延成风，到了后来的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之类，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可言了，“形而下”的感性化、欲望化写作成为一种新的后现代时尚，它对人文精神价值构成更为直接的销蚀。詹明信曾指出：“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的艰深晦涩、在性欲描写上的夸张渲染，在心理刻画上的肮脏鄙俗，以至于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时所持的那种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态度——凡此种种，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其巅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世骇俗的文化特征。”{14}时至今日，我们对此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六
　　
　　在某些历史题材的写作中，这种后现代性也颇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历史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的历史叙事，从而导致历史理性的被消解。其中又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或者颠覆“历史决定论”，标举所谓“新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策略，热衷于写情节的偶然性和事件的突发性，以及人物的个人动机与偶然性行为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及历史转折，所展现的是历史的无规律和扑朔迷离，以及命运的变幻无常；或者颠覆历史是非观，追求所谓“历史还原”，即还原历史争斗的事实本身，回避对历史做出解释。如果说其中实际上包含了某种认识判断，那么也不过是把一切争斗的根源都归结为人的欲望与野心，“还原”为人性的表演或展示，既然如此，历史便无是非善恶可言，历史理性便在这样的“还原”性描写中被消解了。另一种情况则是“戏说”历史，也就是借历史来游戏娱乐搞笑。此类创作往往在历史的漂流物中打捞出某些碎片泡沫，如各种宫闱秘事或野史趣闻，进行拼贴与演义（当然有的连正史也敢拿来“戏说”），作品中真实的历史背景被抹去了，严酷的现实苦难被淡化了，各种矛盾斗争也都游戏化了，各色人等打打闹闹、哭哭笑笑，皆是在玩各种误会巧合的游戏，到处皇天乐土，其乐融融；游戏中的君主臣民个个都天真有趣，风流多情，可亲可爱，使人误以为古代封建社会原来是如此温情的人间乐土，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其中有意或无意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就是：不必拿历史当真，它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只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没有导演、没有规则、也没有意义的游戏。它一方面将历史转化成为演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并迎合大众口味和商业规则的绝好文本，另一方面则导致对历史理性的根本消解。
　　与此类似的是某些所谓文学经典改编类的文艺创作，其基本价值取向也在于游戏化，从而导致对原作严肃意义的消解。如据鲁迅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阿Ｑ的故事》，就被改成了阿Ｑ与吴妈、秀儿、豆腐西施等几个女人的情爱关系为主线的荒唐故事；红色经典作品《沙家浜》被改编为小说，其故事主线也变成了一个女人（阿庆嫂）与三个男人（阿庆、胡传魁、郭建光）之间不明不白的情感角逐。有些评论极力为此类作品开掘阐释所谓消解阶级性而还原“人性”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仍难掩其“媚俗”的本来面目。
　　其实这一切所谓游戏化与媚俗，都不过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商业化策略，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普遍风格，尤其是在如今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时代，这种后现代文化风格几乎无处不在。如各种娱乐消费场所的革命歌曲“重唱”，毛泽东诗词的被套用改写，都已转换成为“后革命”时代的一种娱乐消费形式，具有游戏化与消解性的双重功能；当代影视创作中对世俗生活与情感欲望不厌其烦的展现，以及追求画面、色彩、音响对受众的强烈感官冲击力，造成对真实生活样态及其人性意义的遮蔽，所换来的是生存压力与内在紧张的某种释放；某些当代诗人故意追求诗歌的“口水化”、“垃圾化”与粗鄙化，导致对诗歌精神的自我消解，如同宗教的世俗化一样，都被当作了在消费社会现实中寻求生存的基本策略；至于当今已普遍流行的个人化、私秘化写作，尽管屡被人们指斥为粗鄙媚俗、情感异化和精神价值低迷，然而却仍大有市场。这一切既表明了文化消费市场对文艺生产的巨大吸引力，同时也意味着后现代文化风习的广泛影响。时至今日，姑且不论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否已然形成，但至少如纽曼所说的那样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与风格，可以说是已经普遍存在了。
　　
　　七
　　
　　 总的来看，我国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未必是一种轮廓特征鲜明的实体性存在，可能更多是一种艺术风格与倾向，是某种可以感受却难以触摸、更难以确切描绘的文化艺术氛围；并且它与当代文艺中的现代性、现实主义等各种因素一起，共时态地在同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相互纠缠交融，相互影响渗透，构成当代文坛开放多元发展的景观。这种后现代性，既不乏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应当说是当代社会变革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某些方面，因而可以作为时代“多棱镜”中的一面来看待。不过就它所显示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而言，也许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反叛性、怀疑性和历史反思精神，以及大众化、平民化、日常生活化的审美诉求，具有特定的思想观念解放的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非理性的颠覆消解冲动，不加分辨地怀疑和消解一切传统价值，极端性的反信仰和反理性精神，以及审美趣味的庸常化、粗鄙化、低俗化等等，也给当代文坛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容易诱导当代文艺实践陷入非理性化、非审美化，甚至是反理性化、反审美化的误区。这在当下开放多元化的文艺发展中，仍然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趋向。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
　　
　　①⑤⑦参见肖鹰《中国跨世纪的后现代文化症候》,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页､第281页､第283页｡
　　②查尔斯·纽曼《后现代氛围》,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非非》1986年创刊号｡
　　④王宁《先锋小说: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258页｡
　　⑥转引自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⑧{10}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⑨陈思和《笔走龙蛇》,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2页｡
　　{11}张志忠《王朔现象:路标与天平》,《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
　　{12}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3}朱立元《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现象》,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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